而整个京兆局面，也因此变得风声鹤唳、几至道路以目。要知道关中久乱经年，垦桑之数本就不足，生民若想得于足够谋生物资，樵采渔猎是非常重要的谋生手段。特别一些乡户坞壁为了能够达到坚守目的，往往也要选择依山傍水所在。
封锢令的颁行，可以说直接将关中民众赖以生存的资源砍掉一大块。所以这些关中民众如何反应，便也可想而知。
为了配合封锢令的执行，驻于关中的王师也将戒备等级提到最高，郭诵亲自作为李充的副手，大量游骑斥候遣散于郊野，生民凡有异常集聚的民变趋势，俱都第一时间予以镇压。
这也多多得益于王师西征过程中的强势，许多京兆乡豪坞壁被摧毁，部曲多离散，即便是再作乡势串联，又怎么可能比得上王师迅敏的动员力度和反应速度。
眼见通过民变的手段不能阻止行台这项政令的实施，许多乡士便结伴前来长安请愿，痛陈关中乡情特殊，一旦山水封锢，生民必将贫困潦倒至死。
而这些请愿也谈不上是什么私谋，因为的确是道出了关中一部分实情。关中乡情久来如此，一时间强令如此大规模的改变，骚乱是无可避免的。
可是就算对于这些请愿的人，李充同样也不客气，规模但凡超过百人，不问请愿内容为何，直接擒拿监押。
这些乡士们各有民望在身，一旦他们不能集结聚拢成势，单纯靠乡民们自发的组织，即便有些骚乱，但也不足糜烂成为大的动荡。
而且酷烈执法之外，李充也在推动编户的制度实施。关中制度已成废墟，郡县境域都模糊不清，因此在惯常的思路之中，想要尽快恢复秩序，则就必须要仰仗地方乡户的配合。
这也是为何胡虏久虐关中，关中仍有大量豪右存在的原因之一。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他们的存在就是胡虏统治手段的一种辅助和补充。通过对他们施加羁縻与剥削，效率要远胜于针对生民个体的掠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