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举措，也获得了众多关中时流的拥戴，他们之中未必家家都是传承悠久、旧誉浓厚的世族人家，但分别心是人人都具有的。关中久来胡戎杂居过半，这些晋民人家也想通过这一件事将自身与胡夷区别开来。
而且这是由官方主持编修的典籍，政治意义不可忽略。就算这个门第考并没有太多的特权搭配，但只要各家门户能够得列其中，最起码可以保证他们族人人身安全，不会被列作清算的目标。若是行台朝令夕改，连这种施政执法的权威都没有，那就实在太可笑。
所以对于这些久承祸乱的关中民户而言，门第考的编撰还并不能让他们第一时间联想到借此加入行台统治团体、成为特权阶级，而是一层保证人身安全的护身符。
至于江虨主持这一桩事务，许多人在了解到其人家世之后，也都很快便接受下来。江虨在关中虽然无有盛誉，远远比不上王师那些战功赫赫的将领，但其父江统在关中却享有着不低的名望。
之所以会如此，自然是江统那一篇《徙戎论》。《徙戎论》书成还在中朝惠帝元康年间，氐酋齐万年作乱关中之后，那时关中局势还未完全崩坏，但当中所蕴藏的隐患也已经端倪尽显，江统此策虽然痛陈利弊，但是可惜当时中朝诸王忙于权斗作乱，根本无暇搭理。
《徙戎论》所言诸多，其中尤以关中受害最深，在久受兵祸虐害的过程中，不乏时人深痛如此安邦国策不能执行，以至于天府、黄泉混淆于一，因此对江统其人也多有追缅怀念。
江虨得于贤父旧誉的加持，本身又有行台作为坚强后盾，常年专事此类事务，因此很快便在关中时流群体中营造起了不小的威望。
但凡有所得，必有所舍。对这些关中人而言，江虨自是和蔼可亲，令人信服。那么另一个李充则就实在面目可憎，刻薄寡恩。
因为随后的封锢令便是由李充颁布且施行，并且一俟公布出来，便表现出一种酷烈执法的姿态。其人调遣长安驻军近万，亲自下场带领军队驱逐长安周边山野泽塘附近的游食并乡户，短短旬日之内，违禁受监者便达于数千之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