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节，晴明的青空……麦子没长起来，嗅不到麦香，家家门前没挂纸葫芦……‘二里半’不健全的腿颠跌着颠跌着，远了！模糊了！山岗和树林，渐去渐远。羊声在遥远处伴着老赵三茫然的嘶鸣。”
宋维扬合上《生死场》，把这本书递给林卓韵：“我不该看的，看了心里很难受。你怎么突然对抗战文学感兴趣了？”
“我给自己选了一个课题，对中国抗战文学与同时代的西方反战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林卓韵说。
宋维扬道：“这种研究，应该有人已经做过了吧？”
林卓韵说：“有一些相关论文，但我觉得还不够完善，或许我能研究出一些新意来。”
宋维扬道：“你这个课题选得太大，你的文学积累不够，即便写出来论文，恐怕也没什么深度可言，还不如研究抗战文学当中男女作家的作品差异性。做事要一步步来，做学问也是这样，别想着一步登天、一鸣惊人。”
林卓韵愣了愣，突然笑道：“你说得对，这个课题确实太大了，一篇论文根本撑不起来。想要研究得深入，恐怕要写一系列论文，最后都能汇编成一本书了。”
宋维扬指着那本《生死场》说：“萧红的作品，我只看过《呼兰河传》。现在又读她的《生死场》，简直毛骨悚然，这种读多了会致郁的。”
“也没那么吓人吧？”林卓韵道。
“只是随便读一遍，当然不吓人，”宋维扬说，“这本的结构非常散，但内里一层套一层。在阅读的时候，想得深了，想得多了，简直令人窒息。即便抛去九一八的历史背景，把它当成一部现代来读，反应出的东西也是够恐怖的。特别是把故事套进现在的农村地区，抗日战争虽然胜利了，但有许多关于人性的东西还普遍存在。”
“没那么玄乎吧？”林卓韵道。
“所以，你还是缺乏人生阅历，很多东西你想象不到，”宋维扬又拿起《生死场》，感慨道，“难以置信，这本是萧红24岁时写的。她当时的思想境界，恐怕比64岁的张爱玲都要成熟一百倍。”
听宋维扬这么一说，林卓韵严重怀疑自己的学术前途，因为她……根本听不懂宋维扬在说什么。
宋维扬继续说道：“萧红的心是真狠啊。正常的抗战文学创作，应该让金枝在失贞之前，死于日寇的屠刀，激起民众的反抗意识，于是女人的死就被赋予了神圣意义，这本也会因此更受大众追捧。但她偏不，她让金枝活下来了，萧红在抗战大义之下，直剖人性，从女性角度表达了对生死、对男性、对民族国家的理解，甚至对民众的真正觉醒发出质疑。就凭这一点，《生死场》在纯粹的文学艺术层面，便能排进抗战文学的前几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