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人力问题，王韬主掌宣传民政两部，辜鸿铭每月都要奔波于炎海、广州两地，两人工作多是繁杂担重，其他人的文章能让刘摩上眼的却没有几篇，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共进党内的理滦究也采取谨慎的态度。《华夏的革命》一书推广工作一直不太顺利，毕竟大多数的旧文人仍无法接受这种夜空霹雳式的思想方式，破而后立，第一步并非那么容易踏出的。
再者便是新旧思想的碰撞，五千年的文明固然璀璨，但旧思想的根深蒂固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事情，从刘摩归国至今也不过短短数年时间，兴实业、创新军这些都是外在的硬实力，新思想才是软实力。
刘摩从未敢小瞧中国的文人，不管是新的旧的，或是新旧交替的，如何将旧思想向革命路线上牵引也是刘摩心里一直的难题。
在刚踏入这个平行世界时，刘摩就想到过这个问题，也不止一次在思考为何清廷败亡后中原混战那么长时间，诚然，武夫当国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其次，便是中国人的思想还未彻底改变，尤其是作为人文思想领导者的中国旧文人。
刘摩不由得想起一件事，前世自己曾在zhengfu机关实习，曾参与过一次中外文化交流会，领导送出的最重要礼物是一部价值七八万的影印本二十五史，刘摩一直在腹诽，二十五史连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懂，何况那些金发碧眼的老外？可转念一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化有什么？究其原因，从清廷倒台之后造成中国文化断层，也正是这个缘故间接导致中国持续的动荡。刘摩也在庆幸，当初辜鸿铭撕毁小学课本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错误并加以改正。
文化的断层，直接结果就是思想的空洞和畸形生长，结果邯郸学步，忘了自己的祖宗文化其实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体系，只不过缺少一个适合的领导者和一个适合的发展途径。
流氓其实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