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部的报告静静地摆在刘摩面前，短短的几句话便让刘摩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谭壮飞，原名谭嗣同，字复生，京师人，祖籍湖南浏阳，年廿四，即周扶九随同书案。其父为湖北巡抚谭继洵，幼年师从浏阳欧阳中鹄，于典籍、佛学、西学颇有研究。”
居然是他！
刘摩暗叹一声，对于“戊戌六君子”，来自后世的刘摩除了一些同情之外，在遇到谭嗣同之前来，这些人都不过是借着甲午之败被热血冲头的光绪拉出来在历史的巅峰匆匆走了一遭，便成了政治牺牲品，“百ri维新”，不过是一场权力斗争之中的闹剧罢了。
谭嗣同在后世的影响力除了“戊戌六君子”的名号外，似乎无其他重要的影响，刘摩除了一些同情心和那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悲壮，其他的也没有想起什么。残存的“变法志士”中，能让刘摩想起来的也只有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他对功利心切、泡在京师城中等着青云直上的康有为根本不太感冒，可惜此刻的梁启超不过才十六岁左右，若不然早已被招至麾下。
刘摩清楚，任何一场革命，不单单是武力上要解决问题，还要在思想上统一阵线，用新的思想去jing神武装自己的部队，为将来统一全国乃至立足于世界之林打下基础。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王韬与辜鸿铭领着一帮人逐步完善《华夏的革命》一书，从五大问题衍生出其他的一系列理论作品，但是刘摩感觉这些还远远不够。因为光凭借《华夏的革命》一书，只能在共进党内部流转，也就是说，此刻的革命思想理论还远远没有达到刘摩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