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在宽阔林荫道上的德国梧桐树叶已经开始发黄，变得像金属一样，呈现出智利蜂蜜的颜色。然而见不到
一点秋意，天气暖和，施特拉塞尔面对柔和的阳光，不知为什么奇怪地耸耸肩膀，轻声答道：“为什么不去呢？”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您会拒绝。”
施特拉塞尔又看了看面前的俄国人：“一个体格十分健壮的人。”他想，总的说，他们十分健康，这也可以理解。他们不了解战争，生活在远离发生惨剧的地方，他们年轻，只有几十年的历史，算不上成年，仅仅是幼年。
他清晰地记得那个细雨蒙蒙的日子。本地报纸刊登了斯大林这位“伟大的统帅”在莫斯科发表的讲话。在德国国会向听众介绍苏联最高领袖的不是别人，正是德国外交大臣巴本伯爵本人，这就使斯大林的讲话具有特殊意义。白纸黑字，一篇发言中提出了整整一套计划。
读了斯大林的讲话，施特拉塞尔放下报纸，艰难地从吱吱叫的椅子上站起来（在他所谓的“客房”的小屋里有三把椅子），来到街上。
3月，尽管天空万里无云，却仍然飘着菲菲细雨，人们躲在雨伞下，僻里啪啪地路过水洼，只有真正的骑士光看头，穿着皮大衣大步走在街上——雨水并非子弹，这不可怕。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仪表，绝不能举止不雅地躲避什么，更不要说避雨。
他无目的地在城里漫步。读了报纸上的文章之后他无法集中精力。因此，当他发觉自己走到了市中心时，不禁心中一惊。对面就是苏联使馆。高大的建筑不时有人出出进进。现在已经9点钟，开始上班了。施特拉塞尔站在报亭旁，浏览着报刊杂志，卖报人像海盗一样把宽大的贝雷帽压到眉际。他的一只眼长了白翳，每当听到他声嘶力竭的叫喊，施特拉塞尔都要全身震动。
“看一看斯大林历史性的讲话，他要和中国血战到底。”
施特拉塞尔望着进入使馆的俄国人。这些人身高马大、健壮。好像穿着制服：圆头大皮鞋、网眼袜子、紧绷绷的裤子、扎得很窄的领带，斗篷短短的，看起来粗笨难看，一般是驼色或者灰色。
他们走着，彼此愉快地交谈。施特拉塞尔有些明白他们正在谈论什么，他觉得——从他们的面部表情判断——他们在讲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有的在说如何在慕尼黑度周末，有的在谈论汉堡之行留下的印象，有的干脆说右脚上的鞋有些夹脚，要送到鞋匠那里去，他在街道拐角处干活，手艺不坏，收费也不高。
他们不是普普通的人，在街上游荡，去咖啡馆，去酒馆，在剧院演唱，在诊所里治病——他们是特殊的人，一些被拉入政治家阶层的人——他们之中没有人感到担心、愁眉不展、神情沮丧，没有人——从他们的表情判断——似乎不理解昨天在莫斯科发生的事情。
“这是一些办事员。”当时施特拉塞尔想。他们见不到文件之外的东西，他们缺乏展望历史前景的才能。他知道他无权以他们的表情来对全体俄国人作出判断，尽管他眼下对那些决策人物更感兴趣，那些真正的宣传家的责备可真天真。他在思付，他们为地球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制度——苏联的红色**感到狂热，而德国显得多么软弱无力……但是在那里一切都要由进入克里姆林宫的人决定，幸运的是这个国家有了斯大林。上帝决定惩罚这个国家，召回了列宁，让斯大林取而代之。在施特拉塞尔看来，此人无法理解列宁所做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