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则是在王巨组织下，将从广州与泉州发出两百余艘海船，装载着三百余万石稻米，麦子与豆粟，少量腌制猪肉羊肉，刚刚因功回京担任知制诰并且领手军器监的章惇看到这一条时，不由说了一句：“真奢侈啊。”
可能后人对于中国古代航海产生了一些误解。
最好的航海时代，大家多认为是明朝，那是错误的，航海从唐朝就开始，不过唐朝禁止百姓出海，真正参与航海的海商并不多。从是大食人与波斯人。但因为文明先进，虽然唐初唐朝的海船不及大食船与南海船，不过后来居上，渐渐泉州船舶成了最先进的海船，许多大食商人订购了唐船，用之航海行商。
到了明朝郑和下西洋时，无疑海船技术达到了巅峰，但那是官方行为，是送银子的。结果郑和下了七次西洋后，使得明朝经济负担沉重，让一些大臣们气愤之下，将郑和宝船图纸烧掉，随后禁海。这一禁，导致倭寇产生了。
因此最好的航海时代是宋朝，虽然不如郑和那样的规模，但造福了国家造福了百姓。虽然单次规模不如郑和船队，可总规模却不知是明朝的多少倍。后来南海打捞的古代沉船也能证明，百分之七十，乃是来自宋朝的沉船，而非是明朝的沉船。
第二便是与蒸汽船舶的比较，未必帆船就会很慢，如果洋流与季风利于航行，实际帆船也是很快的，时速最高能达到二十多节，都要胜过了后世的先进商船船速。因此有商人说从杭州到倭国若是顺风顺水，快的话三天便可到达倭国，不足两千海里，只要保持二十几节速度，完全可以在三天内抵达。
但它有着很大的拘束性，那便要借助季风，一旦逆风，只好傻眼了。
所以那怕去倭国，来回顺利只要十天时间，也只能一年一次航行，到大食则要一年半时间。
航次跟不上来，必然让更先进的蒸汽船舶代替。
除非用桨橹载人的轻便船只，但航海是载货的，而非是载人赚钱。一艘载满货物的海船，得用多少水手划着桨橹才能逆风行驶？
第三便是航海对宋朝的经济贡献，如果从账面上看是微乎其微，北宋市舶司的税收有时连一百万贯都没有，南宋时也不过一百多万贯到三百万贯之间浮动。
所以著名诗人范成大曾建议，蕃人不可缺少中国之货（瓷器、丝绸、茶叶），可中国不需要蕃人之货（玻璃、香料、珠玉），而收入又不高，百姓又有风险，因此建议关闭明州等市舶司。
古代文人嘛，哪里懂。
可后人又为什么说南宋的航海占据了南宋的六分之一经济？
这个经济不是直接归于市舶司，而是指间接的拉动，这些瓷器丝绸茶叶得种出来。生产出来。就会养活很多人。就会为南宋提供很多税赋。
另外就是市舶司力量有限，多数货船未进港口，便用小船卸走货物走私漏税了，如在北宋就看到许多大海商家产动辄几百万贯，甚至上千万贯，富可敌国。以宋朝海关的税率十抽一，又有那么多海商，这么抽下来。得有多少关税？
还有，范成大忽视了一个隐形的收入，那便是内库对香料的专营，海商运来珠宝、玳瑁、犀角、象牙、珊瑚、玛瑙、香料，都由市舶司统一收购，价格还可以，不然就会将海商吓跑掉了，然后交给内库去销售，其利润十分惊人，北宋末年。仅是此项就为宋朝带来一千多万贯收入，只是在内库。与三司无关。南宋初，几乎一半军费就是从海商身上挤出来的。但这笔收入，是在市舶司账面上看不到的。
所以海船到了港口，市舶司一般要摆阅货宴，招待船上每一个人，包括水手在内，一是鼓励他们主动交税抽解，二是替国家带来了收入。
而且鼓励百姓将外国商船带到港口，如果带来的货船卸货总值超过五十万贯，奖励其九品官职。如果市舶司的官员招商有方，每给国家带来十万贯的收入，升官一级。
如果市舶司的官员不按规订多抽税或乱统购，将海商吓跑掉了，则罚银一百贯，降级二等。
还有许多规订，如宋朝百姓经营航海，船太贵了，于是许多百姓合伙造船，或者合伙租船，市舶司主动将他们登记在册，一是防止他们为利在海外相互残杀，二是规避经济纠纷。
其实归根到底，看重的就是这个钱。但对海外有什么，大家却是很不关心的。
然而王巨到了泉州后，却将这个航海迅速推向了巅峰。
市舶司的账面上收入不停地翻番，仅是去年一年，就达到了九十多万贯。这是账面，至于内库因为香料珠玉玳瑁珊瑚所获得的盈利，更是无法想像。不仅是泉州，在他的带动下，包括杭州与广州的关税同时也在激增。特别是杭州，同样翻了一倍多，谁让章楶是王巨的好朋友呢。
不但市舶司的抽解激增，这是买回来的，还有卖出去的，这些进出港口前后，还要陆续地征税，由是带动着商税收益也在迅速增长。
但中间也出现了新的纠纷，那便是百姓的迁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