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后者的官职已经做到了巅峰，没有再进一步的可能性了，扬名什么的，当然也不再需要，大学士要考虑的，无非是如何将官职做得更久、更安稳罢了。
不过，弘治年间士人势大，才会如此。在正德年间，除了士林中人，很少有人觉得杨廷和的死很悲壮，民间的说法都是在说，杨大学士是畏罪自杀。
到底是死谏，还是畏罪自杀，重点不在于其人做了什么，而是在于其地位，和舆论权掌控在什么人手里。若是士人们依然保持着强势，杨阁老的死就是以死相谏，足以成为一柄犀利的武器，借此向皇帝发难，就如同他们在前朝无数次重复的那样。
而杨阁老死后的名声，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史官们会以春秋笔法，将其定下来和定不下来的罪过全都一笔勾销。大明律没有多少法制精神，不少严重罪名都是需要当事人亲口承认，这才能定下来的，尤其是叛国、谋逆之罪。
若非如此，后世之人翻开明史的时候，入目的又怎么会是那样的内容？有能力，有威望，上怀江山社稷，下念黎民百姓的清正官员不计其数，可大明朝的国势却日渐摧颓，最后归根结底，却是昏君太多的缘故。
众正盈朝，只是几个昏君，就可以让国势败坏如此？这种说法难道不可笑么？
杨廷和人既然已经死了，又没留下书信之类的有力证物，那么，就算有崔岩、
王勋等当事人的指控，也不足以定罪，除非按照新的律法来追溯。
所以，他的自缢算是相当明智的决断了。如果再考虑到他和正德之间的情分，还可能引起对方的同情，借此保全士林的元气，那么，杨大学士的谋略就更加令人叹服了。这种说法也在士林中占了上风，不少人都心存侥幸，想着是否能借机逃过一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