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处耘死后，赵匡胤追念其过往功勋，不胜哀悼，几年后，牵线搭桥，让弟弟赵光义迎娶了李处耘的次女，即后来的明德皇后。受牵连的儿子李继隆也恢复了军职，这位李继隆随后参与了灭南唐、北汉的战争，在对辽、西夏的战争中更是屡立奇功，死后追赠中书令，谥号“忠武”，获得配飨宋真宗庙庭之殊荣，宋理宗时成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有人说在李处耘与与慕容延钊的争斗中，表面上是慕容延钊赢了，实际李处耘才是笑到最后的赢家。
其实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伪命题。李处耘只是赵匡胤的一枚棋子，真正与慕容延钊过招的是赵匡胤。
大宋建立前，慕容延钊是殿前副都点检，是赵匡胤的副手，而李处耘只是一个“都押衙”，中级军官；
开国后，慕容延钊顶替赵匡胤，成为殿前都点检，并加宰相衔（同中书门下二品，因其父名慕容章，故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同中书门下二品”），成为大宋中央禁军的最高统帅，位高权重；李处耘则从一个不起眼的中级军官一跃成为客省使兼枢密承旨，很快又成为宣徽使兼枢密副使，成为赵匡胤的心腹近臣。
前文有云，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中，赵匡胤先拆解侍卫司，将一分为二，析出“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司”，与殿前司合称为“三衙”，分散了禁军的权力，将左右互搏变为三足鼎立。
在此基础之上，赵匡胤又重新加强了枢密院的权力，进一步瓦解削弱禁军势力，使得“陈桥兵变”永远无法重演。
再看李处耘的官职，枢密承旨、枢密副使，恰恰是用来瓦解稀释中央禁军殿前司的慕容延钊的急先锋。从那时起，李处耘就已经得罪了慕容延钊及其亲属党羽，甚至说是得罪了整个禁军系统。
慕容延钊的确德高望重、资历深厚，即便卸任殿前都点检，也是树大根深，在大宋官僚系统和军队中盘根错节，实为赵匡胤所忌惮。而他偏偏在出征前患病，这就给了赵匡胤一个绝佳的机会。
赵匡胤给李处耘“亲授方略”，授的不仅仅是作战计划，也旁敲侧击地暗示他要“帮衬”一下总司令慕容延钊。
“慕容延钊同志身体欠安，恐怕无法履行总司令职责，但是临阵易帅乃兵家大忌，而收复两湖又是千秋伟业……所以，你要多帮帮他，帮他，懂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