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川蜀制置使及都统制均针对军队之指挥权而交奏于朝，显示宋廷以安抚制置使及都统制分领兵权，安抚制置使及制置使可指挥都统制，也说明宋廷不愿以一司独掌军权，而倾向使两司抗衡，可交奏于朝，以便于从中控制。
但基于与赵昺面临的同样原因——四川距离临安遥远，宋廷控制不易。因此必须有一方面大将主持四川防务，吴玠死后，宋廷不得不允许吴璘、吴挺及吴曦世袭兴州都统制，因此形成四川吴氏将门。不过宋廷对吴氏将门之态度颇为暧昧，对他们并不放心，一方面以高官厚爵笼络之，一方面又极力防备其职权过度扩展，遂有一系列裁抑吴氏将门之措施。
宋廷压制吴氏将门方法有四：在四川设置三位都统制分权、召武将入朝封以高官、以大将之子为质以及利州路的分割。用这些非常之策，在赵昺看来根本上不了台面的方法来加以控制也是被逼的没招儿了。而另外的措施就是控制财权，来约束坐镇川蜀的大将。
正是由于四川距离临安遥远，其经济有一定独立性，对临安之上供也多因军兴而被截用，导致‘四川财赋止供本路之费’，张浚入蜀设置防御体系后，财权多属于附属地位，吴玠在世时便对财权颇多侵夺。而川蜀向来是以天府之国自称，财税足以支撑一地所费，加上地形封闭，一旦失控就有割据称王的可能。
宋廷也是有感于四川财权被侵夺之危险，便于绍兴议和后，逐渐将财权独立，以加强对四川经济之控制，重命四川上供罗布等，增加贡品外，并让他们将四川内藏钱帛送交行在。而为打破四川经济之独立性，又先后命四川岁拨总制钱一百七十三万余缗交左藏库以供国用。
宋朝君臣是用尽心思来防止川蜀发生激变，但也限制了镇守川蜀将领对于局势的掌控，在蒙古人来攻时导致一片混乱，成都城在敌来攻时居然无兵可调，仅纠集起三百衙役前去抵御，结果可想而知，一座重镇就这么被敌轻易得手，不得不退守重庆依靠山水之险来屏护江南。也正是因为如此，川蜀也成了朝中重臣们心中的一根拔不出去刺。
在赵昺看来，几位宰执和阁臣力主由朝廷遣重臣主持川蜀战事并无恶意，也是出于维护朝廷利益的角度出发，却依然没有跳出权力制衡的禁锢，希望能以此扼制武将割据之心。对此他以为是老几位说好听点儿是未雨绸缪，说难听点儿是多心了，他以为当下的形势已经不能与彼时相较，尚不具备割据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