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廷针对四川防御体系布置之措施，大体而言，宣抚使为指挥单位，可对四川防御体系发号施令，川北诸军为作战单位，制置使权位低于宣抚使，对川北诸军亦有指挥权，都统制仅可控制该都统司之部队，无法统率川北诸军，后勤单位可控制财权，宋廷先后以随军转运使、都转运使以及转领掌握之。
为南宋为抗击外敌，于建炎三年五月，以张浚为宣抚处置使，前往四川设置防御体系，高宗因对张浚信任，而以其宣抚处置四川，并授以便宜权，可掌理四川之全权。但由于张浚将便宜权授予属下程千秋及王以宁，或是属下官员滥用便宜权。
建炎四年九月，高宗下令‘宣抚司所遣官，如有合从权措置如事，自合申听本司’，仅限宣抚处置使司掌有便宜权，并下令京西、湖南北路勿隶川、陕宣抚司节制。其后因张浚属下李允文杀朝奉郎知岳州袁植于鄂州，宋廷诏李允文落职，令其还川陜宣抚处置使司供职，此事件虽未导致张浚受罚，限缩张浚便宜权范围，却显著减弱高宗对于张浚之信任，宋廷因此逐步限制张浚便宜权。
宋廷此时仅是限制张浚在四川之权力，仍希望张浚在四川筹措防务，但在富平之战后，由于宋军大溃，张浚谋求挽回颓势，极力筹措粮饷，遂与宋廷发生财政争论，终导致宋廷将张浚召回。但赵昺以为张浚去职主要还是因为其职权过度膨胀，招致宋廷疑惧，且出身武臣之故。
自张浚去蜀后，宋廷为符合宋金战争之需求，亦为调整四川军权及财权关系，在四川施行一连串措施，逐步将四川军权与财权分割，并调整宣抚使职权，不复在四川常设，任期不定，且事毕则罢，使四川分而治之。但在开禧北伐之后，宋金重启战端，其后又需面对蒙古之挑战，宋廷遂再次改变对四川政策。
由于宣抚使手握便宜权，掌握四川之全权，宋廷恐惧其职权过大，遂逐步对其裁抑。将宣抚使司对六部之行移由札子改为申状，压制宣抚使职权，并为分王似之权，以知夔州卢法原为副使，又削夺宣抚使之军权，改由都统制吴玠负责措置边防。
在富平之战后，宋廷便开始限制宣抚使之便宜权，却导致都统制吴玠之崛起，因独掌军权而为宣抚副使，更将宣抚使兵权改由都统制吴玠掌理，承认其对川北诸军之指挥权，四川因此进入武臣宣抚使时期。吴玠掌握军权后，其职权逐渐向财权扩张，宋廷因此陷入两难之尴尬局面，必须依赖吴玠等吴氏家族成员在四川筹备防务，以高官厚爵笼络之，另一方面又必须防制其权势过大，不复在四川常设宣抚使，以分化四川事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