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一直以复古、保守着称，言必称三代，行必依古礼，但这只是表面文章，实质上儒学最善变，是诸子百家中最能紧跟时代变化的，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董仲舒，一直在调整、扩充儒学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只是他们嘴上不肯承认罢了。
汉末是经学衰落的时代，原本就有变更的内在需求。新政推行于中原和江东，不管经济还是思想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向来以帝王师自居的儒门不可能无动于衷，最先做出了反应，最积极的就是江东人，尤其是吴郡人。
作为吴郡郡学堂祭酒，陆康当仁不让。面对孙策的垂询，他抛出了酝酿已久的新的义利学说。
义义者宜也，从我从羊。
羊者，祥也，引申为善、美，与利有重合之处。从本质上来说，儒家并不反对利，只是反对不义之利，到了孟子时代，矫枉过正，义与利的对立越来越严重，这才显得儒家迂阔，不近人情，进而发展为虚伪。可是作为一门政治哲学，儒学不会也不可能无视利的价值。小到家族，大到国家，要想正常动转，不可能不注重利。只不过儒家追求的是公利、大利，希望稳定发展，长治久安，而不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意愿是好的，眼光也是有的，只是儒家过于强调道德，强调公利、大利，忽视了小利、私利，反而造就了一批心口不一的伪君子。
所以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儒学稳定有功，发展则无能为力，自身也逐渐被皇权驯服，僵化保守，失去了活力，成了阻碍历史进步的障碍。
好在汉代经学衰落还只是第一个周期，虽然遇到了麻烦，精气神还在，还有自我革新的能力和勇气。
陆康的观点很复杂，引经据典，说得孙策有点晕，但概括起来其实也简单要根据新的经济形势调整义的概念和标准，强化德育，避免官民唯利是图。比如说，工匠、商人都变成了士，不能再像以前一样视他们为贱役，就应该以士的标准来要求他们，而不仅仅是单方面的尊重他们。
他们要想获得尊重，首先应该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值得受人尊重。自由也好，尊重也罢，都是有限制条件的，没有限制的自由和尊重只会造成混『乱』，公利、私利皆无法得到保证，自然也就谈不上长治久安。
陆康最后总结说无论是君子还是庶民，皆当有所敬，有所畏，否则就和浮屠道一样，万物皆空，无君无父，家既不家，国亦不国。
孙策不完全赞同陆康的建议根本原因是没有完全听懂但是对调整原则表示认可。这正是他期望的变化，儒生不仅要适应时代的变化，还要能走在时代的前面，引领时代。只有形成这种良『性』循环，他的终极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听完了陆康的建议，孙策也向陆康敞开了心扉，解释了为什么不禁止浮屠道。
他对作为宗教的佛教无感，但是对作为哲学的佛学还是有一定兴趣的。佛学重思辨，非常强调逻辑，对中原文化来说，这一点难能可贵。儒生和道士之所以辩不过和尚，根本原因就在于儒学、道学在逻辑上不如佛学严谨，常常说着说着就把自己绕进去了，最后只能强辞夺理。
“学问不能求全责备，希望某个圣贤创立一套无所不包，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问，后人只要依从即可，那是弱者、愚者的思维。学问就像孩子，总要不断的成长才能成为有用之才。指望他生下来就全知全能，未免苛责古人。”
陆康含笑不语。他虽然赞同孙策的观点，但他毕竟是儒生，不能当着孙策的面否定圣贤，事实归事实，情感上无法接受。当然，看到孙策推崇浮屠道的逻辑，他心里也有些不舒服。被严浮调虐了那么久，他现在听到浮屠道三个字就习惯『性』的炸『毛』。
“大王所说的逻辑，和西域人用于算学、形学上的推理、证明是一回事吗”
孙策笑着点点头。“祭酒也研究这些学问”
“原本看过一些，理解不深。上次陆逊返乡省亲，提及浚仪和定陶两战中的数理运用，老臣有些触动。如今百业俱兴，一日千里，离不开数理的帮助。身为郡学祭酒，总不能一窍不通。说到这件事，正好有件事，还要大王出面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