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实际工作中，如何区分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人的主观因素影响太大了！”刘少qi深知这里面的弯弯绕绕，说道。
“我的想法是，咱们土改时各村子都会成立贫民团和儿童团，前者负责维护全村的治安，后者搞活动，宣传政策活跃气氛。那么在贫民团和儿童团成立后，稳定住村里情况，可以先给大家讲故事，一个是周扒皮似的地主（大家都知道吧），一个是刘罗锅子这样的地主：虽然家里有车有马，但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块豆腐割两半吃两顿，撅着棉裤撅着棉袄腰里扎个绳子，一弯腰都露肉（裤子破了），攒两个钱就买点地，攒两个钱就买点地，熬成的地主。”
“你这样讲故事是为了什么？”刘少qi接着问道。
“让大家有个具体的印象，对号入座，看看自己村子里的地主是什么样的，然后让把逮捕的地主绑好了，让他们冲前坐着。后面摆上两只碗，一只前面放把小刀，代表砍头，如果一个村子里80%以上的人都投了砍头票，那么这个人的民心也够呛了，就算不是周扒皮也差不多了（当然审案供词还是需要的）。如果低于80%，那么统一送往监狱服刑劳役（最起码活着，而且服刑一段时间后，就可以恢复公民身份，释放后同样可以享受廉租房和最低生活保障），如果低于20%，那么这个人应该在当地很得民心，应该按照中农政策对待，分得自己的必要生活财产。我的想法大体是这样，纯属纸上谈兵，希望可以抛砖引玉，总之中心思想就是地主间也有好坏，土改中可以区别对待。”王凡解释道。
“那些好吃懒做的和游手好闲的，怎么办？有想法吗？”周恩lai插话道。
“这个暂时还真没有，虽然也可以让村民投票，可是从后世汇总的资料看，最先靠近进村工作队、积极参加运动的，‘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人居多。这些吃不上、穿不上，靠要饭过活，被乡村们称为‘穷头儿’‘二流子’，工作队来了，立马油头滑脑地给你汇报很多工作，被当成积极分子。老实说，他们中间有些人品质是不太好，但正因为他有这个特点，能帮着把运动掀起来，所以很难说他们的优劣。”
“不过他们有一个特点，第一肯定不占主流，只要入村的干部一人为私，多人为公，保证投票的公平公正，应该会减少许多冤案。同时这些‘二流子’虽然有种种不好，但也算炎黄公民，分得应得的田产也无所谓，不过后世他们分地后，继续好吃懒做，坐吃山空，把牛、农具、田地卖了后（后来国家禁止买卖田地），又成了无产阶级，这时对他们就应该秉公办理，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就完了！”王凡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