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自然就是唐律。这是天策大唐律法的基石，当初安史之乱以后，郭杨鲁为以及安、慕容等世家在与中原隔绝的情况下，仍然能保有许多重要典籍——最根本的两方面，一个是兵法，另一个就是唐律了。
当然，由于僻处边疆，所以安西唐军的唐律也就不可能保留得像中原那么完整，而且百年迁徙，这中间遇到的变故太多，就算对已有的唐律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地贯彻，故而便从实际需要中补入了许多适合西域土壤的习惯法来。
在进入疏勒之后，安西唐军开始从苟延残喘转入有向内拓展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考虑到境内各族混杂、诸教并立，极为了巩固政权又为了团结诸族，便援请诸族诸教的有识之士一起修订法律，所以如今天策大唐的律法里面便有了第三个源头——来自各族各教的一些原素。
各教相同者存之，各教有歧异者则谋求一个折中的方案，若是冲突无法解决时，比如面对一神教那种对异教徒的歧视与打击，或者野蛮部族的野蛮习俗等，则由张迈居于其上，劝说甚至强制改俗！当前天策政权下的天方教比起境西的天方教已有不同，而境内的许多蛮族也逐渐文明化，这便是律法的第四个源头——以张迈为首的天策中枢的意见了。
范质和魏仁浦都是有心人，两人入凉以后对天策政权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律法也是他们极为重视的一方面，这时魏仁浦根据自己的认识将天策大唐的律法源头一一分析出来，条理之清晰连郭汾也感到诧异——她觉得连大法官张德都未能做出这样的分析呢。
这四个源头中前三个源头在律法细则上占据了大部分的篇幅，但第四个源头——以张迈为首的天策中枢的意见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前三项律法的保留与否，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张迈的选择。在天策军建军立国的日子里，许多律令便都是张迈在马上与郑渭、杨易、张德等人商议之后决定，书记将之纪录，公诸于众后没有遭到反对的话，这律法就算成文了。
对于天策大唐的这种立法“程序”（假如这算程序的话），魏仁浦在言辞之间没有带一点批评的意思，因为在他和范质的观念中，“圣王立法”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既然已决议入凉，心中自然是已经将张迈当做圣王了，而他的目标，以正是要辅佐这位圣王成就圣主之业，所谓“立法而为天下法”是也。
“我天策大唐在元帅之前，并无明显的祖宗规矩，”魏仁浦这句“我天策大唐”叫得一点违和感都没有，他分析到这里，说：“是以立法修法之权，在于圣王，圣王即是元帅！如今圣王不在，朝中文武两班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朝政陷入混乱的乱麻症结，便在于此了。”
郭汾道：“若依先生之言，要解决当前之事，却该如何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