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洛却道：“请大师继续将旧事讲完，我才好讲我新碎叶城近来才发生的事情。”
法如等都被他勾起了好奇心，很想知道那位“张龙骧”是谁，不过还是按耐了下来，继续述说。
和回纥人交涉的结果就是没有结果，疏勒虽然迎来了新的统治者，但唐民的命运并未因此而改变，原因很简单，因为唐民已经被解除了武装，他们手中没有了武器，则回纥人定下什么规则，他们也只有遵守的份了。如果不想遵守，那就只有死！
不过，对疏勒唐民来说比较庆幸的是，回纥人的统治策略和吐蕃人不大一样，这些来自草原的可汗手段比起来自高原的吐蕃更加灵活一些，或者说，他们不想太过费事。既然吐蕃人已经建立了以寺为单位、唐民全体附属于一个寺庙这样的体制，回纥人就直接拿过来用，他们在赶走了吐蕃僧侣以后，启用了唐民僧侣来做各个寺庙的主持，当然，这些主持没有了吐蕃僧侣那么多的特权，他们对回纥来说唯一的作用就是替可汗收税。
回纥定下的税率高得可怕——就是所有田亩所产的六成！
六成——那是什么概念啊！
古代的农业生产率，可没后世那么高，动不动就亩产千斤——那是不可想象的。众所周知，汉朝文帝时期的田赋为十五税一、景帝时更降到了三十税一，这属于历朝比较宽松的田赋税率了，而儒家孔子、孟子理想中比较合适的田赋则是十税一——即田亩所产的一成，而现在，回纥却要收六成，这几乎是正常税赋的六倍！尽管到了唐代，农业生产工具和作物品种已经比周汉时代进步了许多，可六成的赋税仍然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数字。
（想象一下，如果可以有六成的农产品剩余，这相当于接近一半的人口可以从农村解放出来。）可是，失去了武器的疏勒唐民在这样的苛政之下唯一的选择却不得不接受。
虽然压迫仍然严重，但是这对唐民来说却是一个夹缝中的机会，因为赋税虽然高得吓人，可有一点却改善了——那就是唐民们得到了一点有限得可怜的自主权，即在这个可怕赋税制度之下，他们可以选择干什么或者怎么干。
在这种时候，唐民展现出了极为强大的韧性，他们在各寺和尚的组织下开始了开荒行动，在地广人稀的疏勒地区开出了一片又一片的农田，回纥人的制度定得严酷，但他们的管理手段却很粗糙，他们计算了唐民已经开垦了的土地，并按照每亩土地丰年的收成来制定田赋标准，然后要求大昭寺每年都按照这个数字缴纳田赋。可是当时大昭寺的主持却发现了一个管理漏洞：虽然要提高每亩农田的单位产量不容易，但如果在这些既有农田之外，开垦出新的农田呢？
疏勒地区河流众多，可以灌溉的无主荒地成片！利用这个管理制度的漏洞，开垦出了一块又一块的新田，用自己的刻苦与辛劳节省下了一升一斗的粮食，并挖地三尺地藏了起来。与此同时，因应吐蕃统治期间唐民人口锐减三成的形势，大昭寺的主持积极提倡各家各户多生多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