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耕田种地的富余劳动力，自然就可以入城打工了。他们的到来，肯定会引起城市结构的变化。城市开办的工场，可以雇请到更多的工人。其他的各项各业，同样可以雇请到更多的人手。这一切，都会逐渐的促进社会关系的变化。
以前，大量人员的流动，往往是逃亡、迁徙之类的，会引起朝廷极大的恐慌。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严格限制民众的出行，严格限制人员的流动。甚至为此不惜违反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结果给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明朝在建国的时候，实行严格的路引制度，没有官府发放的路引，是不能出行的。这项制度的目的，其实要是将民众都禁锢在自己的家园，禁止整个社会的人员流动。在开国的时候，情况还好一点，到明后期，这项路引制度就起了反效果了。
最明显的例子，陕西发生了灾荒，大量的民众，试图进入旁边的山西、河南等地，结果遭受到官府的严厉打击，最终变成了农民大起义。其实，在灾荒刚刚发生的时候，官府要是采取得力措施，将部分的难民，分流到江南地区，让他们进入工场，未必就不能挽救这场危机。民众只要有口饭吃，谁愿意造反？
遗憾的是，明朝的统治者，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方法。他们只是惯性的认为，人员的流动，是可怕的，是必须禁止的。陕西的灾民，绝对不可能离开陕西，否则，就要祸害到全国。他们要将这些灾民，都硬生生的禁锢在颗粒无收的土地上。这是置人于死地的做法，灾民们不拿起武器起来反抗就怪了。
在虎贲军的控制下，人员的流动，是可控的，是可以发挥积极左宗的。随着人员的流动，不同地域人员的相互触碰，各种各样的思想火花，也会不断的绽放。更多的先进技术，也会得到交流。
商品加速流动，人员加速流动，更大地区的人，都聚集在某一个地方，必然会催生更多的工场，更多的产业。而更多的工场，更多的产业，又会催生更多的资产阶级。
明末，已经有不少的工场主，他们就是最初的资产阶级。本来，他们是有可能改变这个国家面貌的。只可惜，鞑子的到来，让中原陷入了三百年的沉沦。在被鞑子打压了三百年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是奄奄一息，苟延残喘了。
当然，这是以后的事情了。在目前，道路的作用，主要是加速货物的流动，加速人员的流动，将更多的地方，更多的人，都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
后世热衷于打造一小时经济圈，张准则准备打造一天经济圈。在十七世纪中叶，能够真正将一天经济圈打造起来，促进社会的整体发展，那也是很了不起的成绩了。
比如山东，以济南为中心，就可以打造一个一天经济圈。在这个一天经济圈里面，要囊括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兖州、青州等地。而在山东的东面，又可以以莱州府为核心，将浮山城、登州、莱阳等地，都纳入一天经济圈范围内。
在有了高速公路以后，在山东，只要两个一天的经济圈，就基本可以囊括所有的区域。相对于以前的道路而言，这绝对是一个崭新的飞跃，是前人根本不敢想的。可想而知，在一天经济圈里面，人员和物资的交流，将是如何的方便。
“都督大人的想法，真是太令人吃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