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当初张准在北直隶，使用手段拉拢了一批人，那么，眼前的这批人，就是不肯接受张准拉拢的。他们依然是忠于朝廷的，他们依然是相信朝廷的，他们依然是拥护崇祯皇帝的。他们选择了到京师来避难，而不是选择到山东去避难，这已经充分的表明了他们的立场。
昨天上午，他们见到了皇上的御批，使他们大为失望。他们这一群老人当即又写了一封痛陈苦情的奏本，送往通政司。通政司因皇上已有旨叫他们“毋庸逗留”京城，且见奏本中有些话说得过于激切，不肯收下。他们不管如何恳求，都无用处。他们无奈，便趁着今天是常朝的日子，头顶奏本，试图“伏阙上书”。
古代的所谓阙就是宫门。拿明朝说，就是午门。耳熟能详的推出午门斩首，就是这个午
门了。但如今老百姓向皇帝“伏阙上书”，不要说见不到午门，连承天门也无法走近。他们只能跪伏在长安右门以外，远远的看着宫城的方向，期盼皇帝可以有千里眼，顺风耳，听到他们的呼喊。
明代的文武官员多住西城，从长安右门人朝。百姓们都希望有哪位内阁辅臣、都察院左右都御史或哪位尚书、侍郎大人怜念小民，收下他们的奏本带进宫去，呈给皇上，谁知守门的锦衣官兵压根儿不许他们走近长安右门，用水火棍和刀、剑将他们赶散。一见大官来到，把他们赶得更远。
长安右门外有一座登闻鼓院，小厅三间向东，旁有一小楼悬鼓，有科、道官员在此轮流值日。按照明朝法律规定：百姓有冤，该管的衙门不替申理，通政司又不为转达，百姓一击登闻鼓，值日官员就得如实上报皇帝。但是今天，登闻鼓院附近站立的锦衣旗校特别多，一个个如狼似虎，打得百姓们不能走近。
这些可怜的百姓们见长安右门不行，就从棋盘街转过大明门，来到长安左门。在这里，他们遇到的情形一样。有些老人已经完全绝望，但有些老人仍不死心。他们率领大家避开中间的路，跪得离东长安门稍远一点，见从东城上朝的官员过尽，只好恳求守门的锦衣官员收下他们的奏本送进宫中。
锦衣官员当然不会干这样的事情，自然是一通的斥骂，然后将奏章接过来，全部撕碎。没办法，那些可怜的百姓，只好在地上长跪不起。他们想，就这样跪下去，迟早会有人怜悯他们，将他们“伏阙上书”的事上奏皇帝。只要皇帝知道了，他们一定会得到妥善的处理的。
他们跪得很乱，跪得很急。有人过于饥饿，几天都没有吃过饱饭了，跪不稳，倒了下去，软绵绵的躺在地上。有人身体虚弱得很，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仿佛随时都会昏厥过去。还有的人跪在地上，嘴巴里念念有词，谁也听不到他是在唠叨什么。
在紫禁城内，文武百官排班站定以后，有一个太监走出皇极门，手中拿一把黄丝静鞭，鞭身一丈三尺，梢长三尺，阔有三寸，用蜡渍过，安着一尺长的朱漆木柄，上刻龙头，涂以金漆。他走至丹墀一角站定，挥起静鞭在空中盘旋几下，用力一抽。鞭声清脆，响彻云霄。连着挥响三次，太监收起静鞭，走下丹墀站定。于是，午门内寂静无声，仪仗森森，气象肃穆。
过了片刻，内官传呼“驾到”！崇祯头戴翼善冠，身穿圆领绣龙黄罗袍，面带忧容，在一大群服饰华美的太监们的簇拥中乘辇出来。由翰林、中书、科、道各四人组成的导驾官员，从皇极门导驾而出，步步后退，将龙辇导向御座。文武百官躬身低头，不敢仰视。
崇祯下了辇，升入御座。这御座在当时俗称金台。在他的面前是一张有黄缎绣龙围嶂的御案。离御案三尺远有一道朱漆小栏杆，以防某一个官员正跪在地上奏事时突然扑近御座行刺。
当崇须坐下以后，有三个太监，一人擎着黄缎伞盖，两人擎着两把黄罗扇，从东西两边陛下上来，站在崇祯背后。他们将黄伞盖擎在御座上边，那两把黄罗扇交叉着擎在他的身后，警惕地保卫着他的安全。如果看见哪一个臣工在御案前奏事时妄想行刺，两个执黄罗扇的太监只须手一动，一道铁线圈会自动落下，从扇柄上露出利刃。
原来还有九个锦衣力士手执五把伞盖和四把团扇，立在御座背后和左右。后来因为皇帝对锦衣力士也不放心，叫他们都立在丹陛下边。在“金台”背后和左右侍立的，如今只有最亲信的各种执事太监了。以打倒魏阉起家的崇祯皇帝，现在对太监的信任，还在昔日的哥哥天启皇帝之上，真是莫大的讽刺。
等崇祯整理完毕自己的衣裳，仪表堂堂、声音洪亮的鸿肿寺官便高唱一声：“人班行礼！”随即文武百官面向金台，依照鸿胪寺官的唱赞，有节奏地行了一拜三叩头的常朝礼，然后分班侍立。
一位纠仪御史跪下奏道：“今有户部主事张志发，平身起立时将笏落地，事属失仪，合当拿问。请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