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上，就更无需多提，到了建隆三年，东京城依旧是大汉帝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经济实力全国第一，其经济地位无可动摇。居天下之中，集水陆之要，聚四方财货，这是东京无可比拟的优势。
过去的几十年，南方经济在帝国经济版图上占据着越来越大的比重，尤其是东南地区，更是肉眼可见地盖过中原、河北了。但发展得再好，其财货最终都还要老老实实、源源不断地输送中枢，帝国花费巨大代价修建江淮水利、开拓南北河运，目的也在于此。
而每年由东南输往北方的盐茶粮布，那是一笔极其庞大的物资，并且这些物资，大多是经由东京转运，最终上达洛阳以及分拨到其余北方道府州县。仅这一项，对东京经济的促进，就是让人难以想象的。
同时，结合了海陆优势，并且在海外贸易风潮下加速了城市发展的南方沿海大城，其潜力固然巨大，但政治上的劣势是很难弥补的，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东京在帝国的经济地位，都是很难被动摇的。
另一方面，从太宗时期开始，洛阳就有缺粮的苗头了，每年也都需要从开封协调50-100万石各类粮米，以平抑物价，满足西京所需。
就此一点，洛阳在面对开封时，就没办法过于傲慢。同时，来自东京的一些请愿的声音，也通过各种渠道上达天听，希望朝廷能够迁回肇业奠基的旧都，洛阳养不起朝廷，但开封可以。
此番，銮驾入驻开封，甚至被一些荣誉感爆棚的东京士民视为对洛阳的胜利，乃至于，已经有人策动着联合请命，让皇帝常驻东京了......
当然，于皇帝刘文济而言，可没有再大迁朝廷的念头，实在是不需要，暂时也没必要。同时，这本身就是一项大工程，动辄劳民伤财，刘文济也不是世祖皇帝，对这些决策只消一句话就能成行，他需要顾忌的地方太多了，比太宗皇帝还要多。
本次南巡归来，临幸东京，这是在出巡前就计划好的。刘文济做此决定，一方面是看重开封对洛阳巨大且重要的补充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安抚东京上下人心。
朝廷内部的大小派别，可谓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其中在都畿何处也分了两派，并且已经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西京派自是支持众多、实力雄厚，东京派也同样不遑多让、盘根错节，毕竟，他们才是大汉早期统治帝国的人，对于这些，刘文济也不敢小视，予以一定的安抚也是十分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