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9月份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段非常非常困难的日子，而且还是一场更加严峻的困难时期的开始！这个困难时期被印度的民间称为‘三年粮食困难时期’。但是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因为在那三年里，我们经历的困难太多太多了，多到了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者在二三十年后回想起来都会惊出一身的冷汗。而粮食困难只是所有困难中的一个，而且还不是最大的那个困难……
先不说那三年的困难了，还是讲讲1935年9月下旬的情况吧。当时我们刚刚输掉了三次重要的战役——喜马拉雅战役、英帕尔战役和孟加拉湾战役。印度红军遭遇了自建立以来的最大挫折。在这三次失败的战役中，我所在的印度东北方面军损失了超过80万人，50%以上的火炮和数不清的枪支弹药和辎重补给也在战场上面遗落。孟加拉和那加地区的大片国土沦丧，东印度y斯兰卖国集团也趁机大举扩张势力，印度gcd在孟加拉和那加地区的基层组织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东北方面军所残存的不到100万军队则分散在达卡加尔各答两座孤城、喜马拉雅山南坡地区、比哈尔邦和奥里萨邦东部等地区。而且全军上下都弥漫着悲观失望的气氛，包括刚刚调任印度红军总参谋长的巴甫洛夫同志也对印度东北战场失去了信心，上任之初居然反对组织力量大举增援印度东北战场，因为他认为印度东北战场的局面已经糜烂到无法挽救的地步了！
而我和阿帕纳先科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接任东北方面军政治委员和司令员的。”——以上摘自乍里亚同志的回忆录《写在第二次世界革命之前》（又名《世界革命失败的开始》）。
巴特那的印度红军东北方面军司令部刚一开张。就彻底陷入了慌乱和争吵当中，几个东北方面军司令部的主官和在接任印度红军总参谋长后立即就乘坐飞机来到巴特那的巴甫洛夫他们，都守在作战室的地图前面。各处的告急电报电话流水一样被送了进来。在英帕尔方向上面断后的一个加强了两个步兵师的集团军已经完全失去了联络，而在他们最后发来的电报上报告说“华军已经攻击至集团军司令部附近，最后之战斗即将来临”，显然是凶多吉少了，现在只能指望能多几个“革命火种”在最后时刻突围出来，好在那加山区领导发动游击战争了！
而孟加拉湾方向上抵抗华军北上的三个集团军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十七个师的大军被华军的装甲突击打散。地面上有数百辆坦克碾轧，天空中还有几百架飞机追炸。最后逃回加尔各答的部队也不知道有没有一成？至于重武器和辎重当然是全部抛弃了。
根据新任加尔各答集团军群司令员瓦杜丁中将（苏联在9月中旬改革了军衔制）的报告，在加尔各答集群收容的溃退进城的印度红军官兵当中。有四分之三的人赤手空拳！而且建制完全混乱，军官和政工干部大多已经牺牲，这三个集团军已经没有重建的价值。至于加尔各答城内原有守军的情况则要好上许多，由于布柳赫尔在孟加拉湾战役最困难的时刻。仍然没有将加尔各答城内的五个印度集团军派上战场。因此这些部队基本完好，只是在空袭当中受了些许损失。
孟加拉湾附近的另一个重要城市达卡，此时也集中了大量的印度红军部队。他们主要是从英帕尔前线撤下来的部队，光是集团军的番号就有6个，师级番号多达34个，总兵力不下25万，虽然这些部队的重武器损失严重，但仍然有一战之力。只是连续遭遇失败让他们的士气极为低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