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又补充道：“而且山东、河南、河北三省是北洋的老巢，那里的头面人物大多都曾经在北洋政府和北洋军里面当过差。这些人也都和咱们不大对路。如果北洋的残余势力组织政党的话，他们肯定会投靠过去。
四川、云南、贵州这三个省，地主阶级的力量倒是不强大，但是也都有各自的特殊情况。四川就是袍哥的天下，整个社会都让哥老会渗透了，要想整顿也不是短期能有效果的。那些大袍哥和咱们都不对路，如果实行宪政的话，他们大多会拥护国民党左派（蒋j石、谢持他们算左派？）。云南是滇军的老窝，社会上的头面人物大多在滇军里面干过。要不就是云南讲武堂出来的，这些人都和咱们不对路，也是国民党左派的拥护者。至于贵州，情况也和云南差不多。这三个省份还有比较复杂的民族问题。少数民族的土司、头人在那里的影响力很大，其中有一些还掌握着武装，形成事实上的割据。
不过陕西倒和山西一样是拥护我们的，那里没有多少地主。有关中无地主的说法。陕西的地方武装又大多属于国民党一派，在我们打过去之前已经被北洋打残了。中央军算是他们的救命恩人，而且我们预备将铁路修建过去以加快陕西经济发展的做法也对他们有利，所以他们大多都支持我们。是属于国民党右派的。
至于东北三省。除了一部分满人之外，肯定是支持咱们的。东北历来有三大害：毛子、鬼子、土匪。现在都叫咱们给治了，他们不拥护咱们还能拥护谁？”
常瑞青微微点头。脸上露出了一点笑意。似乎眼下的这个局面让他很满意——他从来就不奢望百分之百的支持，这种事情是不存在的，能有个七成左右的支持率就足够了。他沉吟了一下：“总理、潘先生，你们一直在为土地改革的事情操劳，真是辛苦了。将来的宪政时期还需要你们继续担负重任。。。。。。不过农村工作也不仅仅是土地改革，乡村镇权和乡村小学这些。帮助中国农民过上更富裕的生活，将中国农村建设的更好是我们长期的目标。对此二位有什么高见吗？”
潘玉成是农村问题的专家，听到常瑞青的问题就开始侃侃而谈了：“按照底层农民们自己的说法，他们身上有两座大山，租子重、利钱高。。。。。。现在租子的问题咱们解决了一部分，渔农会通过发放小额贷款也部分解决了高利贷的问题。不过在我看来，造成农民生活贫困的原因，除了以上两项。还有不少农民本身的问题。
首先是农民的思想保守，不愿意接受新的生产技术和新品种，比如化肥、农药在农村的推广就很困难，产量更高质量更好的美国棉花也没有什么人肯种，还有江浙一带的渔农会为了推广新式的养蝉法还差一点引发蝉农的骚乱！
其次是一些不良的传统习俗，主要是婚丧嫁娶的开支过大，攀比之风盛行。往往一次婚礼或是葬礼，就能让一个中等农家背上高利贷（渔农会不会借款给农民办婚礼）。”
“这些事情只能慢慢来，关键还是教育，农民的文化上去了。这些问题总会有法子解决的。”常瑞青想了想，又问：“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工作可以马上为农民做的？”
“那就是农村的基础和水利建设，还有农产品价格稳定机制了。”潘玉成思索着说：“前者主要是修公路和农村灌溉设施，现在已经开始在做了。而后者，也是农民贫困的原因，由于农产品价格波动太大，农民常常出现种地不赚钱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