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见着天已经黑了下来，可两位大教授的问题还没完没了往外冒，而自己又多半无法回答。黄宝培的脸上多少也有了一些倦意，他来见两位大教授可不是为了研究什么主义的，那种玄而又玄的东西谁又能说得清楚？特别是未来的路怎么走，自然应该由未来的人们自己去决定，哪有让两个十九世纪就死掉的古人来决定的道理？
到了后来，他也终于忍耐不下去，不再和他们讨论什么主义，而是直入主题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两千银元的银票放在了桌子上：“陈先生，李先生，这是我们赤色旅一号同志左民托我带过二位的，是二月份的宣传经费……我们想让二位先生写一些关于赤色主义的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或是伯恩施坦主义都行，写好以后再刊登在《新青年》上面。同时再向《大公报》等平津地区的大报投稿，内容也是宣传或介绍赤色主义的。总之，先要让国民了解赤色主义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这……”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人都迟疑了一下，然后对望一眼。两人也都是刚刚接触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自己也没有完全掌握，怎么就能向国人推销呢？他们都是教书育人的大教授，自然不大愿意把自己都一知半解的东西拿去教学生的。屋子里一下就安静了下来。
黄宝培一看场面有些尴尬，忙又继续劝说：“两位先生，其实咱们一时间没有弄明白赤色主义的精髓也没有关系，这不妨碍我们将这个主义介绍给国人啊……了解的人多了，讨论的人也就多了，到时候就能有更多的同道中人一起来研究，没准真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听了这个话，两位大教授的神色都缓了下来，好像颇为心动的样子。能有更多的人一同寻求救国真理肯定是好事情，也是他们办《新青年》的初衷。
陈独秀微微点头：“植生说的对，我们不能关起门来讨论社会主义，而是应该把这种主义介绍给国人，让更多的人一起来研究、讨论。”
李大钊也勉强一笑：“是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社会主义的理论……不过欧洲的社会主义流派繁多，其中不乏有完全相反的观点和理论，如果全盘引进，只怕会让国人无所适从，不如先引入一些主流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