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可为、严伯龄、梁希贤主持的政训处社会组成员和韩济中负责的军事侦察队的工作很有效，刘昌达此次拿出来敌人的资料很齐全，其中一些资料甚至还是鬼子的机密资料。
因为获得日伪的资料很多，其中有一件是敌伪近期对本地区各种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很详细地记录了本地区人口及行政区划、产业、治安状况、县政及乡村政权的重建情况、抗日力量的活动状况，这份报告的最后还特别提出了对付抗日力量、加强殖民统治的办法。
这份资料极为详细也极为珍贵，是属于敌伪机密级的文件，可以想象得到这必定是敌后潜伏人员花费心血并冒着生命危险才能得到的。
为了保护敌后人员，李青林一再打招呼不能暴露这份文件的来源。这份文件的内容当然不会全部转达给下级军官，因此刘昌达也仅仅是选取了一些重要的情况向下级军官转达，其中重点就是敌伪近期发动的第二期“治安强化”、“肃正作战”活动的原因、办法和对策。
在这份秘密报告里，日伪重点提出占领区虽然经过“苦心恢复，但是流亡民众甚多，各大中小城市常住人口锐减，乡村地主、富农大量流亡，目视之内一片萧条”，“经本部人员统计，本年度财政收取同中国事变之前的财政收入相比，仅为百分之五六”，故“方面军方面调集大量钱财米面，以维持乡村政权之延续”。
关于军事方面，日伪提出“目前当面之重庆军活动并不活跃，除铁道破坏人员有一些暴行，本地最大势力如孙殿英之第五军士气甚是低迷。重庆军之士气自不待言，但也不能认为他们将很快就丧失抗战之意志”。
对于八路方面，此报告作为重点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共产军势力渗透极为迅速，过去是以扰乱我军后方、消耗战力、牵制我军行动为目的，目前共产军已经有组织渗透于民众中间，其发展势头有不可阻挡之形势”，并且有“活动规模逐渐变大，行动的次数愈加积极”的趋势，因此，“今后将以其作为皇军首要之敌人予以重视，并在适当时间内一举扫荡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