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铭记不得曦雪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了，他只知道，自从她离开后，这间屋子，突然感觉变得那么冷。
他当然明白，她为什么要选择离开。
窗外，寒风呼啸，冰冷刺骨。
北京，居仁堂，华夏联邦大总统府。
此时，在总统府的一间密室里，几个人正围坐在一张八仙桌前，紧张的讨论着什么，虽然这是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光线非常的暗，所有的人的身影都隐没在黑暗中，但似乎没有人想要打开灯。
“对日秘密谈判的事，绝不能走漏丝毫的风声，如果传到民间，你我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是啊！咱们中国的国情与别国不同，这样的谈判，哪怕明知你是为了大局，也会被人骂成卖国贼，永世不得翻身。”
“其实我看，这次的互不侵犯协定，最多也只能给咱们争取不到两年的时间。”
“那也行了，能有这两年的准备时间，就证明这秘密谈判冒的风险是值得的。”
“美国人那里要是知道这件事，恐怕也会很麻烦。”
“美国人不会知道的，不过，他们也许会起怀疑，为什么我国会按兵不动。”
“其实这也很好解释，我国还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贸然出兵，不一定能帮上他们的忙，反而会把自己也栽进去。”
“美国人怕是不会认这个理的。”
“嗨！条约就是用来撕毁的，到时候美国人是会明白的。”
全身隐没在黑暗中的吴佩孚听着几位幕僚的谈论，回想着这些天来的经历，心里不由得感慨万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际，中国政府面临的局势是十分微妙的。一方面，国际联盟无意也无力阻止德意苏轴心国集团的侵略，从而使其侵略气焰更为嚣张，中国的国家安全也因此受到严重威胁。
中国高层意识到，战争一旦在亚洲地区爆发，中国很可能处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而此时因为中国和日本的国力不断上升，中国国内“泛亚洲主义”思潮兴起，很多人认为中国和日本应该联合起来对抗西方国家。当时中国政府高层持此种论调的不在少数，因而导致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也出现了一定的矛盾。一方面中国积极备战，一方面也向日本表示出了和平谈判愿望的姿态，吴佩孚在面对国会质询时曾委婉的说：“……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益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可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表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另一方面，他又宣布“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若到了和平绝望的时期和牺牲的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国民，下最后之决心”，“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他的这种措辞反映出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已进入一个过渡期，出现了新的动态。日本方面敏锐地嗅出了中国政府隐含的变化，当然不肯放过机会。日本一直担心遭到中美两国的夹击，想要摆脱这一局面，而日本此时国内也是参战的呼声益高，迫于军国主义份子的压力，日本政府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和中国进行公开谈判。因此双方都开始了私下的秘密接触。
吴佩孚作为中国政府的掌舵者，他在与日本交往方面具有较长期的经验，他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使命的意义：他希望能够与日本取得暂时妥协，为中国的战备争取
时间，他不止一次的对幕僚们说：“如能再争取两三年的时间，则我们战备的工作便得以完成，即可倾全力对外。”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吴佩孚秘密安排手下与日本政府进行两国政府间的秘密外交交涉，以求全盘调整两国关系，竭力缓和一触即发的情势。
中国和日本连续进行了4次秘密会谈。会谈中，中国方面表示，中国人对日本人本无怨恨，之所以出现如今愈演愈烈的仇恨心理，是由于此前日本历届政府推行侵略政策之结果，造成众多纠纷，影响两国关系大局。如今欧洲战争全面爆发，亚洲地区当以维护和平稳定为宗旨。日本方面则表示，中国和日本作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应该携手并肩，为和平建设亚洲做出贡献。
双方一开始的“和平诚意”都让对方感到有些意外，此后的秘密谈判也很顺利，双方很快便达成了一致意见。最后将各自的谈判结果交由本国政府。
对于中国来说，日本和苏联都是中国的敌人，只是威胁程度不同而已。表面上看，同是亚洲国家的日本似乎要比咄咄逼人的苏联更能够相处。因此在30年代，中国一直在争取与日本改善关系，以避免苏联和日本联合起来威胁自己。但从日本对中国的生硬态度上，中国人看到的却是日本政治家的短见和那点想让中苏互相残杀的可怜伎俩。现在日本总算意识到了之前的错误，因而虽然在国人眼中，中国和日本仍然还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但两国政府高层却毕竟务实一点。于是在1940年12月5日，双方秘密签订了《中日互不侵犯条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