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的，咱们和京里财政部还有省府那里是有‘直线’的，那边儿只要有了消息，咱们肯定马上就能知道。”阎维藩明白乔映霞在担心什么，安慰他道，“要说‘人和’，他们储备的银子，肯定比咱们只多不少，如果财政部真的要将白银收兑，他们‘人和’的损失肯定比我们大得多，要知道‘人和’可是杨总长的，他是不可能做不利于‘人和’的事的。”
“唉！要我们储备银子的也是他小杨，天知道他到底想要干什么？”乔映霞叹息了一声，坐了下来。
“东家难道是信不过杨总长了？”阎维藩象是开玩笑似的说道，“可到现在为止，他小杨做的事，可都没错过，咱们跟着他走，从来就没吃过亏。连咱们的省长大人（指山西省长阎锡山），都听他的呢。”
“这我知道，乔家能有今天，他没少帮咱们的忙。”乔映霞说道，“但这一次，我怕他会把以前给咱们的好处，全都收回去。”
听了乔映霞的话，阎维藩心下颇不以为然，但他嘴上并没有说出来。因为他知道自从乔映霞离异后，精神受了很大刺激，已经大不如前了。
乔映霞字锦堂，乳名成义，因而人称“成义财主”，是乔氏家族同辈兄弟中排行中的老大。他为人精明强干，敢作敢为，思想激进。民国初年，乔氏“在中堂”由他当家。他治家亦严，兄弟成家后均让其另立门户，独立为生。他还自命斋名，如“自强不息斋”、“退思补过斋”、“知不足斋”、“昨非今是斋”、“不得不勉斋”、“日新斋”、“习勤斋”、“时新斋”等勉励自己及家人。在他执掌家务期间，还对其所属商号进行过大力整顿，使“在中堂”的生意买卖又有了一个大的飞跃。民国二年，他出任祁县第三区区长。当时，他竭力禁种鸦片。因强行铲除烟苗，与农民发生争执，结果酿成人命案，远走避祸于天津。
乔映霞深受乃祖薰陶，脾气乖僻，又具有其父逞胜好强的性格。他事业心很强，治家极严，家人对其非常敬畏。他不甘乔家大业在他手中破落，因此力图振兴，以维护大家族的统一和完整，事事按乃祖父的遗训行事。映霞原配程氏是祁县东观村人，因难产早亡。继娶杨氏，是太谷县名士杨次山的胞妹，光绪二十四年嫁到祁县乔家。婚后两人情深意绵，但多年不育或育而夭折，直到光绪二十九年始得一子。全家高兴至极，对小儿捧若珍宝。而杨氏却因产后生病，不久去世。杨氏去世后，乔映霞失去爱妻，恸哭流涕，日思夜想，誓志不再续娶。谁知十年后，乔映霞在天津躲难，偶因小病去协和医院，遇见正在医院病房实习的大家闺秀刘秀菊，两人一见钟情，情投意合，陷入情网，一来二去打得火热。虽然乔映霞
以年龄悬殊固辞，但刘秀菊为了乔家的钱财，最终说服其父，和乔映霞宣布结婚。二人婚后生有一子，五年后，两人因个性不合，年龄悬殊，夫妻生活淡化，裂痕愈来愈深，最后以离异收场。离婚后，乔映霞痛不欲生，曾跳楼自杀，致使髁骨断裂，造成终生跛腿。又因受刺激太深，1921年曾一度精神失常，遂在天津、北京及家乡三处往返休养，将大权下放。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经济的起飞，乔氏家族的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杨朔铭实施首次币制改革后，大力扶持中国国内的金融业，乔家顺应时势，将原有的钱庄票号改组为更为先进的商业银行，在改组过程中，乔家得到了财政部的支持和帮助，而乔家在资金周转困难时，也经常得到财政部和“人和集团”的帮助，而对于杨朔铭本人的一些“指示”，乔家也言听计从，象这一次的“秘密储银”，就是在杨朔铭的要求下进行的。
在储银工作完成后，果然如同杨朔铭所预计的那样，国际银价开始大涨，正当乔映霞为即将到手的巨大利润而喜悦万分的时候，却传出了政府准备重订币制和以纸币收兑白银的消息。
得知了这一消息后，乔映霞忧心如焚，他急匆匆的赶到了山西乔氏“大德银行”总部，向行长阎维藩问计，但他却惊讶的发现，阎维藩似乎对此并不担心。
“虽说事有反常即为妖。但我知道，他小杨绝不会干拆自己台的事。”看到乔映霞还是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阎维藩说道，“您想想，他要是真的这么做，会在全国引发什么样的震动？听他的话储银子的，可绝不仅仅是咱们乔家和‘人和’啊，光咱们山西，康家、金家，刘家也都是唯他小杨马首是瞻啊。”
“这倒也是。”听了阎维藩的解释，乔映霞终于平静了下来。
看到乔映霞神色缓和下来，阎维藩不再提银子的事，而是和乔映霞说起了闲话，两人聊了一会儿，阎维藩感到有些口渴，正准备沏茶，一位银行经理快步的走了进来。
“行长，京里财政部来人，要单独见您。”银行经理对阎维藩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