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记住，你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那些奇妙的东西，都是多少代人的工作成绩，都是由世界上每个国家里的热忱的努力和无尽的劳动所产生
的。这一切都作为遗产交到你们手里，使你们可以领受它，尊重它，增进它，并且有朝一日又忠实地转交给你们的孩子们。这样我们这些总是要死的人，就在我们共同创造的不朽事物中得到了永生。”
“如果你们始终不忘记这一点，你们就会发现生活和工作的意义，并且对待别的民族和别的时代也就会有正确的态度。”
“在一个健全的社会，教育及由此所获得的书本知识，与个人的成功之间没有直通车，对于社会治理来说，知识也不是多重要的力量，更不是惟一的力量。在以前封建帝国时代的中国，人们之所以重视教育，仅仅因为，社会各个领域都由权力组织和权力的命令组成，服从机制取代了民主、自治和市场机制。这样的社会是高度不平等的，它只能采取一种以知识替代民意的战略，靠一种貌似公平的形式理性来维持其生存，即通过科举式考试自上而下地选拔官员，通过量化的考核指标——比如官员的政绩——自上而下地奖惩官员。这样，在教育、尤其是科举考试与异常丰厚的收益之间，有了一条直通车，这诱导人们对教育畸形地重视。”
“今天，人们总算看到一些社会结构良性变化的迹象：教育的发育最为迅速，虽然问题多多，但许多学生已经在学校中生活；民主在民间底层发育，自治也在乡村和城市社区艰难的推进。这些领域的分配机制与是否上过大学、考试成绩是多少，没有直接联系。这些领域的进入不那么看重学历门槛，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于人们在这些领域取得成功也不再那么重要。也即读书不再有当官之用，此种‘读书无用论’，乃是在社会趋向多元化过程中教育回归常态的拨乱反正之论。”
“如果有一天，很多青年、家长自愿选择不去上大学，而是去经商、从事社会服务、做技工学徒，那时，我们的社会就基本走出科举时代，象一个正常的社会。随着教育拜物教的褪色，社会趋向多中心治理秩序，教育才有可能回归其正常状态。”
“在这里我想再次强调，在这种以一种多少有点较灰暗的形式所谈的内容，代表的只不过是我的个人观点，其基础仅仅是我自己所积累的个人经验。谢谢同学们给了我这个机会，能在如此有意义的课堂上发表这些看法。”
杨朔铭演讲完毕，很多女大学生都鼓起掌来，杨朔铭的脸有些微微发红，汤芗铭回想着他刚才讲过的内容，心里不由得感慨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