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在夜幕之中呼啸前行，顾维钧回想前些时候“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的那一刻。在那些日子里，中华大地举国欢腾，上自政府要员，下至黎民百姓，无不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一年来美国总统威尔逊倡导的“公理”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在中国人眼中，取消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废除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就是最大的公理。由此，能否“废约”自然成了国人评判这次和谈成败的首要标准。
但是，担任外交总长时候并不长的顾维钧清楚，外交舞台上并没有所谓的公理，有的只是强权和利益。事实上，作为曾经在“二十一条”事件当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顾维钧，比任何国民都渴望“真理战胜强权”，他不止一次认真地设想在战后和谈中“毕全功于一役”，废除列强同中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的场景，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当年为“二十一条”与日本人苦苦争斗的前任外交总长陆征祥曾经告诉过他，“将来战事完毕，必有大会，以历史观之，当日柏林会议、维也纳会议，凡间接关系之国均可加入。此次战事牵动全欧，或亦令间接关系国加入，亦未可知。”当时中国尚未对德宣战，这番话被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以“非交战之国不能与会”讥笑为天方夜谭。然而，随后中国在袁世凯称帝后便对德宣战，成了一战的直接关系国，具备了参加战后和会的资格，而且随着中国大量派遣海陆军前往欧洲作战并屡获胜利，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的梦想，对顾维钧来说，一点一点变得真实起来，甚至让他感觉唾手可得。
然而，当梦想就要变成现实的时候，顾维钧还是要清醒的面对现实。一战胜利后，北京政府内阁会议决定全国放假三天以示庆祝，同时还做出了不向英国提出归还英国在香港特权的决定；作为中华民国的外交总长，顾维钧不能不考虑英法等主要西方列强的态度。形势虽然“一片大好”，但毕竟不可操之过急。根据此前中英两国的协定，英国将在战后和中国重新展开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这也正是顾维钧三缄其口的真正原因。
无论北京政府还是顾维钧都很清楚，决定和谈成败的关键不在中国，而在美国。他必须首先征询美国的态度，与美国就废约问题达成默契，如此才有可能按照北京政府和民众的意愿完成和谈使命。想通了这一层，也就不难理解顾维钧此行舍近求远绕道先行前往美国的良苦用心了。
顾维钧知道，谈判的道路注定充满意想不到的艰难曲折。但谁也没有想到，代表团刚一出发不久，便接到了日本方面的殷勤邀请。由于担心和谈横生枝节，顾维钧对此特地电告北京政府，要求取消会见日本天皇和外交大臣的计划。但北京政府担心因此过于得罪日本重启战端影响和谈，要求顾维钧“即行按期入日京会见，以觇日政府真意。万一不能支，可酌减酬应，紧要接待不可忽略，事关国际，务应慎重将事，毋负委任。”因此顾维钧不得不先行前往东京，分别与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及媾和委员牧野伸显分别会谈，但谢绝了日方的招待和天皇的接见。顾维钧拜会内田康哉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