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以曾琦、李璜、左舜生为代表的另一批“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们看来，将中国革命的命运寄希望在苏俄身上，是靠不住的，因为任何国家参与国际事务，都必然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所谓真正的国际主义，并不存在。曾琦在其1918年出版的《国体与青年》一书中，非常明确地反对“阶级本位”，而呼吁青年们“以国家和民族为本位”去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很显然，曾琦、李璜们的“国家主义”，与黎寿昌、邓仲康们的“共有主义”，很难有相容的余地——前者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后者推崇“工人无祖国”；前者主张全民的民主政治，后者信奉世界革命和阶级专政。这种分歧最终演变成激烈的争论——就在1920年春的某一天，曾琦、李璜、陈启天等人，与黎寿昌、邓仲康、张荫浩等人，在左舜生的寓所，就彼此的政治主张进行讨论，会议争论得非常激烈，据当时的一位少中会成员说，“斯时如有手枪，恐已血流成河矣。”
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国内，中国青年党的核心人物“曾（琦）、左（舜生）、李（璜）”，与中国布尔什维克的早期核心人物如黎寿昌、邓仲康、张荫浩等人，从未停止过政见的论战。在法国，布尔什维克们有《血光》半月刊为阵地；曾琦等人则创办了《先声》周报；双方大致在同一时间回国后，曾琦等人又创办了《醒狮》周报，以抗衡布尔什维克们的机关刊物《中华青年》。
对于中国青年党来说，他们真正的政治诉求是希望中国走“国家主义”的道路。其建党宗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一直为党员所坚持。曾琦作为青年党党魁，曾如此解释“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含义：
“国贼之定义：国贼者何？即其行为有背于国民之公意、有害于国家之生存者是也。依此定义，以求实例，则吾人可发现若干之国贼，为国民之公敌，其在欧美日本有绝对不能生存者，在我国乃如蔓草之滋长焉，此吾人所为腐心切齿，而志在必除者也。”
“国贼之种类：国贼之种类本难悉数，估依上述定义，举其最显着如下：1，盗卖国权，摧残民命之军阀；2.营私舞弊，祸国殃民之官僚；3.假借外力，争夺政权之政党；4，朝三暮四，寡廉鲜耻之政客；5，把持地方，鱼肉乡民之滥绅；6，勾结外人，掠夺国富之财阀；7，破坏公益，专谋私利之奸商；8，欺世盗名，不负责任之乡愿；9，倚仗外人，压制同胞之教徒；10，扰乱社会，妨害国家之流氓。”
“强权之定义：强权者何？即以种种压力强加于个人或国家者是也。其方法有为‘直接的’或‘间接的’，吾人依此定义，以求实例，则有自称为列强之英、法、日、美、意诸国，最足以为强权之注脚。盖其侵凌弱国，有如虎豹之对犬羊，其凶暴直非人所忍也！”
“强权之种类，大别为下列四种：1，武力侵略政策（如直接以兵力占领土地是）；2、文化侵略政策（如提
倡某国化的教育是）；3，经济侵略政策（如掌握经济命脉之关税盐税是）；4、宗教侵略政策（如派遣教士来华传教是）。”
从曾琦对“国贼”和“强权”的描述中，其实看不出中国青年党“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建党宗旨，有专指苏俄和布尔什维克的意思。但是，此时的青年党人，已经看出了苏俄向中国输出革命的危险，因而曾琦在《醒狮》周报上，曾详细讲述了青年党与共有主义者们在“外抗强权”问题上见解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