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6章 手把手教民主
“现今之中国，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适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它可以吸收以前文明的精华，而决不成为以前文明糟粕的牺牲品。”黄兴说道，“目前中国实业尚未发达，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便用不着。”
“不错，瀚之以前便对我说过，科学的社会主义有预期之目的可达，有一定的阶段可循，其进化之迹象与动植物之擅蜕相同，其因果之公律与物理化学之分析无异，非仅一种之理想。”蔡锷想起了最近北京城里发生的事，不无忧虑的说道，“自俄国革命之后，现今国人无不以谈社会主义为时髦，以为有捷径可履，大误也。”
听到“时髦”一词，梁启超感叹了一声，点了点头。
对于中国知识界追求时髦产生的恶果，梁启超可以说是深有体会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自晚清以来，在“救国图强”这个大目标下，一直被西方牵着鼻子在走，在被西方的资本主义打败后，一窝蜂似地高呼要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当发现西方人自己在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而兴起社会主义时，又一窝蜂似地高呼着要学习社会主义，趁机“驾乎欧美之上”。
中国人之所以如此，其实正是中了西方“社会进化论”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毒的表现。自严复“天演论”启蒙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一直在追求一种虚无缥缈的“社会终极进化目标”，这个目标，曾极短暂地是“资本主义”；很快就变成了“社会主义”；后来终于成了“共有主义”。
在1918年以前，在总数约260中的报刊中，发表社会主义内容的报刊，只有近30种；而在1918年至1920年间，共计约280种报刊中，发表社会主义内容的报刊，已达到约220种。这些报刊，既包括保守的改良派报刊，也包括激进的青年党报刊，自然也包含总量极少的共有主义报刊。总体说来，在1918至1920年间，几乎中国的所有政治派别的知识分子，都在谈社会主义。这种趋势的影响下，连臭名昭着的北洋“安福系”御用文人们，也不得不开始谈社会主义，以免落后于时代！
“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松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却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黄兴不无苦涩之意的说道。
“社会主义学说，其属于改良主义者，吾固绝对表示同情；其关于革命主义，则吾亦未始不赞美之，而谓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数百年之后。”梁启超说着，从衣袋内取出了一张信纸，递给了蔡锷，“这是我和东荪、百里及君劢集思广益，广征博议，汇总出来的一点心得，名为‘公定之趋向’，共计十六条，松坡和克强不妨看一看。”
蔡锷接过信纸，和黄兴一起看了起来。
“第一条：人类之福利，当以群性与个性互相助长，务使群性能保持平等，使个性能得充分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