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之刚才所言，并不能够当做新旧教育绝对不同的鸿沟。要知道，讲哲学可以取材于经书及诸子百家典籍，讲文学可以取材于《诗经》以下古代诗文，讲历史学及社会学，更是离不开古书的考证，可见即以教材而论，也没有新旧的分别。经、史、子、集和科学都是一种教材，我们若是用研究科学的方法研究经、史、子、集，我们便不能说经、史、子、集这种教材绝对的无价值。我们若是用村学究读经、史、子、集的方法习科学，徒然死记几个数、理、化的公式和一些动、植、矿物的名称，我们不知道这种教材价值能比经、史、子、集高得多少？”
“仲华所言不错，是这样的。”
“照表面看起来，其实科举和学校只是形式的不同，经、史、子、集和科学只是教材种类不同，不能说科举和经、史、子、集是旧教育，也不能说学校和科学便是新教育，我们必须另外找出新旧教育分别的地方是什么。我的意见是：旧教育代表主观的教育主义，也就是—个人的教育，其教授方法是教训式的；而新教育是客观的，社会的教育主义，其教授方法应该是启发式的；旧教育的主义，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新教育不是这样，新教育是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我们现在批评这两种教育主义的好歹，应该先讨论社会和个人的力量那样较大。我以为社会的力量大过个人远甚，社会能够支配个人，个人不能够支配社会。”
“社会能够支配个人，而个人却不能够支配社会？这我怕是不能赞同，简言之，我中华民族受孔子的影响何等伟大？印度民族受释伽牟尼的影响何等伟大？而欧罗巴民族受耶稣的影响又何等伟大？支配世界的这三大民族完全为三个伟大的个人之精神所支配，怎么能说个人不能支配社会，反而说社会能够支配个人呢？”
听到对方说出这样的观点，身为穿越者的杨朔铭本能的给予了反对。
杨朔铭并没有向对方说出，还有另外一个人，给中国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要远远的超出他刚才举的那三个例子。
“瀚之果然博学，能够一针见血。”坐在杨朔铭对面的中年人微笑着说道，“我不知道瀚之有没有想过，世界各民族思想固然为这几个
伟大的个人所支配，但我们中国为什么有孔子？孔子的学说思想何以不发生在印度或欧洲，而发生在中国？反之，释伽牟尼、耶稣的学说思想何以发生在印度、欧洲，而不发生在中国？”
“我对此所知不多，还请仲华明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