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早的宠信重用，到猜忌怀疑，再到限制约束，再到最终的全部铲除，这基本上就是洪武年间勋贵们的命运旋律。
而如果是从勋贵案的角度出发的话，分析起来这个持续二十几年的大案反倒是出乎意料的简单。
说白了就是皇权这东西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加强，实际上君权至高无上的特点已经非常明显，君尊臣卑，臣子只能望风受旨，都不要说对抗，生死荣辱都尽握在皇帝手中，这是从大明开国时就已经确定下来的事实。
而在这件事上来说，明初的勋贵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大部分对于这种变化都缺乏足够的敏感。
这一点上都不需要现代分析，明末谈迁在著《国榷》时就已经说的很清楚：渡江旧勋，俱鱼服之侣，臣主未定，等夷相视。见兵柄独握，未免为所欲为耳。
渡江旧勋，说白了就是淮西党，对他们来说，更加认同的并不是朱元璋的皇帝身份，而是在创业初期所确定下来的淮西集团首领的身份。
但随着大明国的建立，朱元璋也从一个地方集团的首领变化为一个国家政权的最高统治者，这个位置就约束着他要为了长治久安考虑，要建立起来一个稳定的统治秩序。
这个职责的最佳体现依然还是朱元璋和刘三吾对话当中的“帝王一视同仁，岂有彼此之间”之语，挺清楚的认识到了皇帝是不能掺杂有地域属性的。
毕竟这一点上史书写的挺清楚，地方和中央争斗了多少年了？双方利益谈不拢才是常态。
面对这个问题，老朱一开始的丹书铁券显然是一种比较一厢情愿的做法，他希望通过这种优厚的待遇去洗脱勋贵的地方属性，与他老朱家一起世世代代为了大明国努力。
但这种操作吧，说白了就是热脸贴了个冷屁股，毕竟你想要地主阶级不得兼并，那跟要他们狗命也没啥差别了，于是最终双方大打出手，以勋贵的集体覆灭而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