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要改《律礼》说起来确实简单，但做起来可就千难万难了。
并不是杜荷脑子里没有货色，而是需要区分不同朝代的诧异。唐朝是标准的封建时代，虽然名义上说什么，百姓为先，都是屁话。封建社会，皇帝第一，这是谁也不能触犯的主权。
如果杜荷按部就班，说什么明煮，说什么自治，那绝对是厕所里点灯……找死。
杜荷好歹也在大唐混了这么多年，这点常识还是知道的。根据一千多年的经验，修改《律礼》不难，真正难得是要避开一些时代的差别，选择其精髓，添入其中。
杜荷发现有好多非常高明合理的制度，因为社会制度的诧异而不能运用，也只能为之叹息，并没有打算强求。
社会进步，需要一步一步的漫长过程。现在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就有封建社会的次序。如果强行更改，生搬硬套的用社会主义社会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来发展，便如拔苗助长，反而坏事。
杜荷精心挑选，将脑中的那些合理有效的制度中，将那不合封建社会的制度除去，将同样适合封建社会的制度，在相应的地方，加入《律礼》其中。那些唐后民国前的规章制度，大多都是为封建帝王服务的，没有这个顾虑。将这些超时代的东西，就如裴松之助写《三国志》一样，见缝插针的添加了进去。
《三国志》作为二十四史之一，其实并不然。《三国志》由晋臣陈寿私人编绘，当然这里并不是指陈寿写史不公，缺乏写史的公正公德心。而是人力有限，一个人在如何的有能耐，也无法做到将所有的资料一一找全。
南北朝时，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裴松之为其作补注。裴松之借助国家之力，用心收集遗留下来的史料，补充原书记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批评。裴松之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为了注释《三国志》，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超过原文的三倍。
故而现在的《三国志》都要加上“裴注”两个字，唯有加了这两个字，才能算是真正的二十四史之一的《三国志》。
杜荷如今做的事情便如裴松之相差无几，他将整本书分段整改能够运用到后世知识的时候，毫不犹豫的用长篇大论来做交待，详细解说。有一些与历史暗合，容易出错，被有心人抓住律法漏洞的地方，也详细的补上。
杜荷休假的时间大多都用在这个上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