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一年，明朝一位叫陈振龙的人从吕宋岛引进了一种叫“朱薯”的农作物，并且在四个月后，引种成功，改名番薯。
且在次年，福建南部遭逢大旱。《漳州府志》记载：“野草无青，禾无收，饿民遍野”。当时福建巡抚金学曾当机立断，晓谕闽南各县广为栽植番薯。短短几个月之后，番薯大获丰收，饥民“足果其腹、灾不为荒”。
只是几个月的时间，番薯的存在就解决了一次灾荒，可见番薯之威。
福建这里隶属岭南，丘陵纵横、红土处处，只有小片平原和盆地可以种植稻米；不仅田狭民稠，并且土地贫瘠、零碎，自从“禁海令”颁行以来，灾荒、饥馑、产米不敷、民生萧条……种种苦难充斥民间，不绝史册。
但因为番薯的存在，饥馑渐渐淡出了福建。
关键在于番薯粗生贱养，即使“地属沙土”也能成活，更不必说丘陵地、红土地了；它浅埋土中，风雨不能侵蚀，兼抗干旱；产量极高，上地一亩约收万余斤，中地约收七八千斤，下地约收五六千斤……如此惊人的常量很快成为这个省份此后五百年的民生象征。
也许是因为番薯太过低贱，并不为江南地区接受，成为了一大憾事。
可在康熙朝时，为断绝东南诸省对台湾的供应，清政斧下达迁海令。船只、房屋、稻禾一概焚毁之外，沿海居民全部向内地山区迁移，“违者立斩不赦”。在持续二十余年的迁海中，千万难民如同牲畜，眼神灰蒙蒙地走向深山，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
就在这种灾难的生活中，番薯再度成为万千灾民的救星，闽西、江西、广西乃至安徽，从此处处可见象征苦难的淡紫色番薯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