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隋炀帝进攻高句丽打的更像是一场“政治仗”,这在第一次出征时尤其明显。隋炀帝在各大军队中都设立了受降使者,一旦高句丽请降,隋军就得停止进攻,而这恰恰被高句丽军队所利用,在情势不利的时候多次以诈降获得喘息时机。
不过,对于这两点军事常识,曾经担任过平陈主帅的隋炀帝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唯一的解释是,无论是出兵规模,还是“受降使者”,都说明了隋炀帝征伐高句丽意在不战而胜,试图通过炫耀武力以及展示兵势压服高句丽,这一诉求甚至压倒了在军事上击败高句丽。而对此,也恰恰再次确认了以上隋炀帝意在重建国际秩序,而不是获得领土的出兵动机。
第三,对于高句丽这样一个立国数百年的大国,试图速战速决在战略上就是非常困难的。以后来唐朝消灭高句丽的历史后见之明来看,通过持久战逐步削弱高句丽国力,最后抓住高句丽内乱的时机一举大规模出兵才是明智的。
第四,隋炀帝的出兵时机更有问题。即使隋炀帝是在做一件无比正确的事,他也是在“错误的时机做了一件正确的事”,道理很简单,隋炀帝之前动用国力过猛,又是修大运河,又是修粮仓,又是四处巡游,在出征高句丽之前理应与民休息数年。同理,在首次出征受挫之后,隋炀帝次年便再度出兵,也是这个问题。
最后,隋炀帝第三次出兵高句丽之前,国内已是烽烟四起,夸张的形容说就是,“十八处反王,六十四路烟尘”,在此情况下,隋炀帝居然还强行出兵,直接导致了大隋王朝的短命而亡。但是,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平定高句丽在隋炀帝的帝王自我认知中几乎排到了压倒一切的首要位置。
很可惜,隋炀帝输掉了这场必打之仗,更大的不幸在于,他还毁掉了一个致力于重整国际秩序的大帝国。然而,高句丽在这几场大战中也元气大伤,对此,《争霸东北亚》一书也给了隋炀帝一个相当悲情也不失尊重的历史评价:中国是用一个朝代灭亡的代价,让高句丽失去了成为东北亚霸主的最好机会。
就这样,彻底解决高句丽问题,重整国际秩序的历史使命只能留给下一个王朝来解决。而后来的李唐王朝也没有辜负隋炀帝的努力,将高句丽彻底的消灭在历史长河之中。随后,百济、新罗乃至于高丽才逐渐崛起,成为朝鲜半岛的霸主。
所以,深悉这一切的袁常自然不会再留下高句丽这个祸害,而是将消灭高句丽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至于乌丸,自然是排在高句丽的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