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科举制度早在王安石改革的时候，就被认为存在很大缺陷了。所取之才，没有实干的能力。上面的“经”再好，都得叫这帮歪嘴的进士给念坏了。
在王安石要改革科举的时候，苏辙当然是反对的。那时他是旧党的干将，当然反对新学新政了。
对于王安石想要将科举取士改为太学取士的念头，更是反感到了极点。
可是偏偏造化弄人，好端端的大宋儒家中居然出了武好古这么一个异类以一个吏商加武官的身份，愣是打出了实证学派的名头
而且，实证学派的理论恰恰又很好的回答了包括孔子在内的春秋先贤的问题——如何寻道？如何格物？
有了这样的学术造诣，任谁都没有办法否定武好古的大儒地位了——如果现在是清朝，也许还能用理学来对抗武好古的实证学派（历史上好歹扛了三十几年）。可是苏辙所处的时代，正是儒生们自己寻找答案（回答先贤的问题，补齐儒家的世界观）的时代。理学和心学都起源于这个时代而武好古的实证学派，又比理学和心学更好的回答了问题。
不过明知道武好古给出了最正确的答案，苏辙也不能和他哥哥一样，成为武好古和实证学派的支持者。
道理很简单，就是实证学派正在动摇大宋的封建秩序大宋是天子和士大夫共治的国家。虽然商业繁荣，但是根基依然是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的特点则是自给自足，且又分散分闭。对于商业流通的依赖远远低于对于土地的依赖。
因此在这种经济模式下，国家的稳定、阶层的稳定和各地方的平衡也是可以维持的。国家只需要做好救灾害、轻税赋、薄徭役和开科举，就能长治久安了。
可是实证派的学问却是一种“高成本”和“高收益”的学问。特别是格物自然之学不知怎么回事儿，居然成了刺激大商大工发展的工具。
界河仙酒（白酒）、界河泥灰、界河马、界河铁、界河船、界河砖、界河染料、界河印刷、界河水利锤、界河火药……还有那种越盖越高的楼房各种各样技术层出不穷，而每一样技术产生的背后，都有实证学派的影子，而且大都能为商人所用。
所以实证学派正让大宋的工商越来越富有天下之财，正迅速流入大工大商的钱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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