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理学可以比较完美的回答孔子的问题（儒家的大道本来就是个问题），那么儒学的后进就不需要去求解问道，更不需要去向佛教、道教求解，只需要沉浸在自己的体系中就行了。这大概也可以解释明清两个时代中国人日益严重的保守主义倾向。
从某种角度而言，明清两代的中国人，和宋朝、唐朝乃至更早前的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是有很大不同的。
不过理学也有它的价值和作用，用西方人的标准来评判，理学其实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一个支脉。在客观唯心主义吧客观精神——如上帝、理念、绝对精神、法则、众生业力和天理——看作世界的主宰和本源，并且认为现实的物质世界只是这些客观精神的外化和表现，整个世界都是由抽离物质的宇宙法则或意念的创造物。
用二程的话说就是“有理则有气”、“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如果再要往上探究的话，理学的思想根源大概可以追溯到老庄一派道家理论。
不过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北宋理学家们也不是单纯为了做学问而脑补出天理这个现实世界的主宰和本源的，他们是为了完善儒学的思想体系以对抗佛教、道教而创造出“天理”这个概念的。
也就是说，二程和其他关、洛学者创造“天理”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对抗宗教。而他们对抗宗教的办法，则是用天理的概念把儒学变得和宗教差不多，而且他们又在无意或是有意之间，走上了道德神学的路线。
所谓道德神学是基督教神学的一个分支，主张人生实践要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神的旨意乃是道德生活的第一原则。也就是“存天理，灭人欲”了。
而道德神学的路线，就是理学被后世批判的原因所在，以至于儒学本身都蒙上了保守和迂腐的色彩。
“老师，学生以为天理假说是可以和实证探索共存的。万物都各有其理，其理可证。万物又有共同之理，其理尚不可尽证。但是只要先证万物之理，那么最后一定能证天理之真伪。因此眼下天理虽不可证，但是却可以假定其有。因此以实证探索万物之理，乃是相辅相成的。”
“那是道万物自然之道早就有了，二程不过是变了名称而已。而且也没有给出即物穷理的办法，根本就毫无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