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北宋官家的权威，就是建立在来自乡村或江南的科举士大夫和以汴梁为主要舞台的禁军将门之间的平衡之上的。
另外，北宋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门荫规则——门荫官儿大部分是武资，也就是说那些牛逼哄哄的文官大青天的子孙有很大概率会演变成将门子
比如韩琦的子孙到了南宋就演变成了将门，那个做了权相主持开熙北伐结果被“函首至敌”的韩佗胄（韩琦的曾孙）就是武官出身，他大概也是两宋历史上唯一一个由武官任宰相之人。
也正是因为这个门荫规则的存在，早年被赵家天子用来“御武”的名相们的子孙，现在大多变成了将门子，和原先的老将门同流合污，也变成了“官僚地主资本家艺术家”综合体的一员了。而神宗、哲宗扶植起来的，以南方士大夫为主的新党，实际上就是用来斗这些“官僚地主资本家艺术家”的。
不过斗归斗，斗死斗垮也是不行的……
在北宋开封府的将门资本家圈子里面混了不少时间的武好古，自然已经搞清楚了北宋的将门、工商和文官青天以及赵宋皇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了。
也正因为如此，由开封工商巨富实际控制的界河商市才能在大宋朝廷层面得到足够的支持。
因为界河商市的大权，实际上是被开封将门掌握的……至少在界河商市成立的初期就是这样的。
而武好古本人，实际上也是个候补的将门之祖——北宋将门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团体，是不断可以有新鲜血液加入的。文官宰执的子孙是一个来源，立下大功的武官自然也是一个来源。
如果界河商市和马植在未来的“伐辽复燕”中起到极大的作用，以武好古的钻营手段，谋到一个节度使的官位都是有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