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友仁苦苦一笑，又言道：“其实我朝的新政皆因西贼而起，而西贼之祸又因兵弱而起。要摧破西贼，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练一支新军。因为军队都是日久则腐，承平则朽的。朽坏的军队是不堪用的，与其整顿，不如另起炉灶，再练新军。”
出身将门的米友仁对开封禁军和河北禁军的种种弊端，是再清楚不过了。因为九十多年没打什么大仗，又有“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弊端（《将兵法》并没有在所有的禁军中推行），所以早就腐朽不堪用了。而且军中各种势力，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想要整顿，简直是难如登天，还不如重新编练一支新军来的省事儿。
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也的确如米友仁所言，起因就是西夏建国。而西夏之所以可以建立，归根结底还是宋军的战斗力薄弱，累败于党项。
而要解决兵弱的难题，那么改革的重点无疑应该在军事上。而军事改革的重点，当然应该着力于选将、募兵、练兵、制造器械这等事情上。
其中又以选将和募兵、练兵最为紧要。
可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政，恰恰不是以选将、募兵、练兵为核心的。而是以理财为核心的，在通过各种开源节流的改革手段改善了财政状况之后，并没有将大量的财力投入到新军的组建上去。对原有禁军、厢军的整理也只做了一半，裁掉了一些冗军，设置了一些编制较大的“将”，罢了折腾军将的《更戍法》。
但是却没有对西军以外的各禁军进行真正有效的整理和训练，也无法改变“将从中御”和“发兵、统兵、调兵、监军”多头管理之类削弱将帅指挥权“天家法度”。
只有西军稍稍开了个口子，形成了一个“军事特区”，才有了如今压着西夏打的“新政成果”。不过即便是这个“稍开”的口子，皇帝也没有放松对西军的控制。
而西军的军权其实也被拆得很散，文臣阃帅掌握调兵之权，西军将门握有统兵权，另外还有宫中派出，代表皇帝的宦官，比如李宪、秦翰、李舜举，还有后来的童贯等人，互相监督，互相扯皮，互相拖后腿，将就着和西夏打仗。
反正是绝对不能来个登台拜将，把西军大权集中在谁手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