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中，他被长安书院的事情弄的很是心烦，准备在年末勾决的时候给这些人一点颜色看看。
盖文达兄弟两人其实为人操守还可以，请托之事再说难免，可其他的事情与他们不沾边。
但话说回来了，领导责任这方面可不是后来专有专用，长安书院和国子监由他们两人主持，查出来的那些事就算与他们无涉，却也逃脱不了一个玩忽职守的罪责。
尤其是盖文达，性喜出游，时常呼朋唤友，领着一大群友人和得意门生出去游玩，日子久了，听的许多马屁，便自以为是文坛领袖，肆意点评人物，指摘朝政，众人皆道其方正敢言。
此人精于春秋，善用典故，当了长安书院的祭酒三年多，便严重影响到了书院的学风偏重，许多学生醉心于春秋典故，对其他门类科目便不很上心。
这肯定不是一个合格的书院祭酒应该有的作为。
他在书院中制造了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只有熟读春秋的学生才能得人称许，长此以往，不说书院学生的学业如何如何，却是已经有了些结党的苗头。
盖文达自己则沾沾自喜，想要建立一个长安学派，他野心倒是不小，谋求起了自身的名望，却是已经大大背离了李破建设书院的初衷。
而且由于他的松懈，书院管理过于宽松，便给了很多人钻空子的机会……
所以说，盖文达进了大理寺，是很难全身而退了。
他们兄弟的影响力倒真不小，即便是中书令萧禹也在皇帝面前开口为他们求了情。
可越是如此，李破觉着就越是不能松口。
这和高士廉的桉子不一样，高俭那只属于小打小闹，虽然看上去行为很是恶劣，影响却不算大。
可盖文达兄弟名重一时，却把李破亲手建立的长安书院在他眼皮子底下弄的乌烟瘴气，这么长时间竟然没有一个人事先提醒过一句，还是长安海事学院的祭酒借改革文院之事上书，才提了出来。
是众人碍于他们的清名有所包庇，还是说大家对书院之事不上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