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都是朝廷宣扬科举应试的手段罢了。
其中更加深刻的意味才值得琢磨，从去年开始的科举大考，到了大唐元贞五年六月，将近一年的时间，其中有着诸多的纷扰。
为此流了很多的鲜血，丢冠罢职，乃至于流放的人也不在少数，一桩桩一件件，都表明了一件事。
朝廷推行科举的决心非是前隋可比，那么对于贵族们极为有利的察举制度又该何去何从呢？
会像前隋废除九品中正制那般明令废弃吗？
在这件事上，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殿试之后，被点为状元的孙伏伽的那篇文章传出之后，他所持的政见便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赞同。
唐初时节，融合了旧有贵族豪门势力的新的贵族阶层正在迅速形成。
以前那种由五胡入主中原所产生的胡汉对立，交融局面，最后在前隋统一天下的基础上，形成了初步的全面融合。
鲜卑，匈奴贵族居于金字塔尖，汉人辅佐，成为统治阶层的中坚力量的格局在隋末战乱中被彻底打破。
到了唐初，鲜卑世族纷纷势弱，胡汉融合趋势进一步加剧，汉人文明的强势期再次来临。
在这样一个时期，大唐的统治阶层焕然一新，大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之势。
而选才之制的改革，正是这个阶段的成果之一。
触动了贵族们的利益，却并非没有妥协的余地，孙伏伽的文章能宣之于众，就说明了这一点。
关于这种人事选拔制度上的纠缠和妥协，碰撞和较量，显然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
主要看的还是科举能不能按照朝廷的规划和预想就此继续举办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