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铸”问题一直是困扰唐王朝最头疼的问题，对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影响货币的价值，使良币受恶币的驱逐。唐肃宗上元元年六月，“诏曰：因时立制，顷议新钱，且是从权，知非径久。如闻官炉之外，私铸颇多，吞并小钱，踰滥成弊。抵罪虽众，禁奸未绝”。
二是私铸钱币进入流通领域使货币数量过多，币值降低，物价上涨。据《旧唐书》记载，“仪凤四年四月，令东都出还年糙米及粟，就市给糶，斗别纳恶钱百文。其恶钱令少府司农相知，即令铸破。其厚重径合斤两者，任将行用。时米粟渐贵，议者以为铸铁渐多，所以钱贱而物贵。于是权停少府监铸钱，寻而复旧”。
私铸恶钱导致币制紊乱，严重的破坏了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因此，唐王朝制定一系列政策应对私铸恶钱，但取得的效果一般。
一、收兑恶钱。这是较为符合经济原则的措施。在与私铸现象的斗争中，政府经常采取收与禁相结合的办法来减少流通中恶钱的数量。政府出绢布、米、官钱来收恶钱。
二、改铸钱币，改行当十、当五十钱。通过提高官钱的价值来遏制恶钱。
三、增加官铸钱币。高宗乾元以后，逐渐扩大官铸，至仪凤四年竟有人把“铸钱渐多”当成是“米粟渐贵”的原因，“时米粟渐贵，议者以为铸钱渐多，所以钱贱而物贵。于是权停少府监铸钱，寻而复旧。
四、允许恶钱流通。私铸钱币现象出现以后，唐王朝的统治者不断企图通过制定法令进行严厉打击。但这些法令却不能解决流通领域中对货币的需求，所以往往只能徒有其文。因此，唐王朝除收兑、增铸外，不得不对私铸给予一定的宽容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