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七宗五姓”在朝廷上并无绝对优势，可谓势微言轻。
原因一是，当时建唐的功勋：关陇军事集团仍有很大势力，经过唐初的战乱，山东士族元气大伤，在朝中很难有发言权。
二是皇帝有意压制，李世民和武则天时期，对士族在朝中的影响多有忌惮，酷吏罗织罪名迫害世家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
三是大力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导致不少庶族朝臣出现，而当时七宗五姓多以门荫入仕，不适应且不接受科举考试这种新的出仕方式。
四是寒门出身的朝廷权臣的嫉恨（如武周时宰相许敬宗和李义府所为）。
但安史之乱之后，唐朝政治中枢进行了重建，七宗五姓借助于科举制度而重新抬头。比如荥阳郑氏，盛唐时为宰相者难寻身影，而自中唐开始，连续出现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郑半朝”之说；又如清河崔氏，有唐一代，其支房南祖房、清河大房、清河小房、青州房共十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乱前任宰相的仅有二人，事变后进入中唐，则陆续有八人为宰相。世家大族之所以重新崛起，与掌握了科举权有密切关系，再有就是在适应了科举考试制度后，世家大族深厚的家风与知识传统使他们在考试中占有特别的优势。如范阳卢氏，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中进士者超过百人，这一数量令人惊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