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乾想起了后世成为格雷欣现象的理论，当一个国家同时流通两种实际价值不同而法定比价不变的货币时，实际价值高的货币（良币）必然要被熔化、收藏或输出而退出流通领域，而实际价值低的货币（劣币）反而充斥市场。
唐玄宗开元五年，针对私铸恶滥现象采取禁断措施。“宋璟知政事，奏请一切禁断恶钱。六年正月，又切断天下恶钱，行二铢四絫钱。不堪行用者，并销破覆铸”。于是“至天宝之初，两京用钱稍好，米栗丰贱”。但“数载之后，渐又滥恶，府县不许好者加价迥博，好恶通用。富商奸人，渐收好钱，潜将往江淮之南，每钱货得私铸恶者五文，假托官钱，将入京私用”。
统观唐代历朝，受“私铸”影响的时期很长，造成唐代货币流通中“私铸”盛行的原因很多，主要表现为：一、唐前期私铸问题十分严重与铜的私人占有有很大关系。据《唐六典》记载，“凡天下诸州出铜铁之所，听人私采，官收其税。若白镴，则官为市之”。
官府只是对私采铜矿征税，对税后的铜矿并不强行要求卖给政府，而是允许自由买卖。这项规定使得每年开采的铜矿大部分掌握在私人手中，因此导致唐前期私铸猖獗，恶钱泛滥。官府虽多次重申禁止私铸钱币、禁铸恶钱，但均未能彻底执行，以致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提出“不禁铸钱”。
王群又道：“这钱庄之中的事情纷繁复杂，不是一言而蔽之，如金银不容许流通，可大宗生意所需的铜钱数目巨大，很多胡商对钱庄的飞钱又不放心，只能暗地里使用金银交易。再则铜钱可以铸造成铜器和佛像，其中的利润又不知道上升多少，金银等饰品同样如此，如果一味的禁止反而适得其反，还不如听之任之……”。
王群的一番解释让甄乾对唐代的金融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和明清大规模的使用白银不同，唐宋之前，社会上缺少金银作为商品交易的衡量手段，这也导致了市场上出现金帛充当货币的怪现象，虽然对唐代的钱庄不怎么感冒，但甄乾从中发现了商机，钱庄绝对算的上是后世国家银行的超前浓缩版本，而且还是加强特强版，要是不插手一下对自己再熟悉不够的唐版民间银行（初期的），简直就是没天理，是要被天打五雷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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