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护从河桥返回这一路也思索诸多，听到赵贵此言后便叹息道：“眼下最重要的，并不是李伯山有没有叛离之心。而是假设他果然有此心意的话，南阳公与我可有方法加以制裁？如果没有，那他有无叛心又有什么区别？”
听到宇文护提出的这一角度，赵贵先是愣了一愣，旋即便连连点头道：“不错、不错，河桥要地得失与否关乎两国运势兴衰，本就不该专于一人之手，尤其是李伯山这种亲党全都滞留关东、其身亦去留未定之人！
此徒素来恃宠而骄、因功自傲，当此要任尚且不知避嫌，不加奏请便敢迎见贼方使者，不管最终所论何事，这行径都已经有失纯正，宜加训戒、使其警醒！
只是，如今国中后继大军尚未抵达此境，河防军务仍需仰仗前者充实，如果贸然加以问罪追责，恐怕会使军心摇摆不定，以致河防不稳啊……”
赵贵诚然是对李泰多有不爽、满怀嫉恨，但是对于河桥防线倒也没有太过强烈的需求。若非大行台的调令和宇文护连番催促，他甚至都不想这么快便到河洛之间来。
归根到底，他已经不复当年的勇壮敢当，临事以稳妥为主、不爱争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宇文护想要借李伯山私会敌使一事予以打击，他自是举双手赞成，但却不太想当下便要发作。
毕竟河桥乃是双方交战对峙的最前线，无论李伯山是用了什么样的手段攻夺两城，但东贼必定也是做梦都想重新攻夺回去。而今国中援军尚未抵达，无疑还是由李伯山坐镇河阳两城才最稳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