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张准却不得不离开莒南县了。因为，九月底，猫眼司送来一份绝密情报。情报是彩虹六号送来的，内容比较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内容，就是鞑子即将动第三次入寇
彩虹六号就是马轶，他潜伏在沈阳里面，冒死出的这份情报，非同小可。马轶在情报里面说，鞑子为了解救登州城的同伙，同时也是为了报复明国，正在密锣紧鼓的筹划第三次入寇。最近一个月，沈阳的备战气氛，非常的浓郁。大量的战争物资，还有马牛羊，都从四周向沈阳方向汇集。
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鞑子的使者，不断的往返于沈阳和蒙古各部落。蒙古几大部落的王公，最近都到了沈阳作客。鞑子还同时宣布了好几桩蒙满联姻。皇太极还准备册封林丹汗的遗孀巴特玛为侧福晋，同时被册封为侧福晋的还有科尔沁部落的美女海兰珠。科尔沁部落是鞑子重要的盟友，册封海兰珠，让科尔沁部落和鞑子的关系，更加的紧密。而这个科尔沁部落聚居地，正是每次鞑子入寇的必经之路。
此外，朝鲜也有人到来沈阳，乃是一个叫做李仃的王爷。此人乃是朝鲜国王李倧的弟弟。他的到来，目的显然是不言而喻的，肯定是为了鞑子自身的后方安全。有消息说，朝鲜仆从军可能会帮助鞑子镇守辽东的某些区域，只是马轶没有证据肯定。
马轶在情报里提到，鞑子的第三次入寇，规模肯定要比之前的两次更大。之前的两次，鞑子纯粹是为了抢掠。能不能抢到，能抢到多少，都没有固定的说法。但是这一次，鞑子的入寇，却是带有复仇的性质。很多奴酋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场合，都叫嚣着要向明国报复，要将明国的北部都夷为平地，血洗一番。
根据马轶的估计，鞑子出动的兵力，至少在五万人以上。其中，蒙古骑兵的数量，可能会大大的增加。因为，今年鞑子成功的臣服了蒙古部落，给鞑子带来了极大的助力。在林丹汗死了以后，蒙古各部落，和明国的关系都不好。因此，跟在鞑子的后面，对明国实施报复，也是蒙古骑兵愿意接受的。
蒙古骑兵的数量大量的增加，意味着在进入明国腹地以后，鞑子可能袭扰的地方更大更多更远。只要有足够的兵力掩护侧翼，鞑子骑兵的主力，深入到山东，是完全不成问题的。届时，整个北直隶，山西的北部，山东的西部，都可能成为战场。马轶推测，鞑子就算不能直接找虎贲军厮杀，也极有可能是通过武力，迫使明国朝廷，向张准施加压力。
虎贲军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同时，从江南那边也传来消息，扬州商业协会推迟了。日期改在明年的三月份。孤帆远影碧空尽，烟花三月下扬州。三月份在扬州召开商业协会，的确是不错的选择。三月份的扬州，乃是一年中景色最美的时节。往来扬州的大商家，可以更加惬意的欣赏扬州的春色。
然而，只要是明眼人都知道，这次扬州商业协会的改期，肯定是有缘故的。扬州商业协会推迟的原因，外界不得而知，张准却是很清楚。无非是江南的大商家，对于他张准的到来，存在严重的分歧罢了。在这种分歧消除之前，扬州商业协会还有可能继续推迟。
不错，张准的确是能打仗，的确能够给他们安全感。如果鞑子有南下的意头，张准可以将他们挡住，保护江南的安全。但是，张准的破坏力也很强。张准实行的很多政策，江南的大商家大地主都非常的忌惮。尤其是《均田令》，实在是触犯了太多大户人家的权益。甚至可以说，江南大地主对于均田令的忌惮，完全不在鞑子之下。
江南的豪强地主，土地最多的，有数十万亩。一般的大户人家，都有上万亩的田地。要是田地不过万亩，根本都不好意思跟人说自己广有良田。说的不客气一点，江南根本没有所谓的自耕农，全部都是大地主特色经济。《均田令》一旦在江南推行，这些人必然以最强烈的姿态反抗。
这些大地主大力种植经济作物，颇有点庄园经济的性质。比如说，苏州常熟谭晓的经营方式就颇具典型意义。他的经营规模很大，并且获得实际的成功。他雇佣百余名乡民为其劳动，他将部分土地出租，大部分土地雇工经营。
从他数以万计的土地来看，从垦辟、种植到管理，需要的雇工数量是很多的。谭晓庄田中的大部分产物都是投放市场的，空间利用非常巧妙、合理。可以说，这是一处以商品性生产为目的的、立体化经营的农场。
又有万历年间的潘允端，在他田庄拥有的一、二千亩土地中，有相当一部分雇工经营。种植的作物品种也是多样，包括稻、麦、豆、菜子、棉花、蔬菜，以及西瓜、枣、桃、柿、樱桃、桔、李、梅、香圆等果品，木樨、桂花、梅花、牡丹、蔷薇、竹、柏、松、冬青、桧、棕榈等花木。田庄产品除自用外，也有部分产品投放市场。也是一处典型的大农场式经营。
这些庄园经济，都是以大量的田地为基础的。面积最少的庄园，都有数千亩，大型的庄园，甚至有上万亩。可以说，这样的庄园经济，其实是江南经济的主导。江南的人们，都已经习惯这样的经济模式，张准要一下子推翻，他们当然不干。
此外，东林党也是一个很大的掣肘因素。东林党的大部分成员，都拥有大量的田地。比如说，叶向高的家族，拥有良田十几万亩，家产不下百万两白银。张准要是推行均田令，叶向高恐怕是要从坟墓里跳出来和张准拼命的。钱谦益的家族同样如此，同样拥有十数万亩的田地。
可想而知，张准要在江南推行均田令，难度有多大。明代士大夫和豪强士绅最大的特点，就是只顾自己的利益，罔顾国家的利益。只要自身的利益不受到侵犯，投降李自成，投降鞑子，都不成问题。但是，一旦自身的利益受到侵犯，他们就要起来反抗。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在大屠杀的背后，其实有着深层的利益冲突。
东林党开始的时候，还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比较得民心，后来，就完全陷入了争权夺利的漩涡里面，纯粹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为了反对而反对。他们极力怂恿崇祯加饷，将贫苦的百姓逼得民不聊生，火星四起，自己坐拥数百万甚至是数千万的家资，却一毛不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