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要纳粮，那就全部的田地，都要纳粮！”
“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张准斩钉截铁的说道。
《均田令》和《军田令》最大的改变，就是无论是民田还是军田，都一律按照这个税率征收。不允许存在不纳粮的田地。否则，数十年以后，免税的漏洞会被无限的扩大化，最终导致纳粮政策变形，重演明末的悲剧。要么全部都不收！要么全部都要收！
其实，大明朝的耕地面积大约有8亿亩（8oo万公顷）左右，总面积是相当广大的（我国2o1o年的耕地面积是18亿亩，即中央屡屡提到的耕地保护红线）。按照明朝建国初期制定的每亩二斗（约37.6斤）的税率，每年可以收取3oo亿斤（约1.6亿石）的田租。按照每石五钱银子计算，国家的田赋收入，应该有差不多八千万两白银。
然而，实际上，大明朝中央的财政收入（即户部的太仓库），每年不过是三四百万两左右。加上皇帝的私房钱（内帑）二三百万两，一年也不过是七百万两左右，根本不到八千万两的一成。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大？很简单，因为9o%以上的田地，都掌握在士绅官僚群体的手上。而士绅官僚，是不用纳粮的。
九成以上的人群，只拥有不到一成的土地，需要承担沉重的赋税。不到一成的士绅官僚群体，掌握着九成以上的土地，却不需要缴税。崇祯不断的摊派粮饷，最终只能摊派到那些可怜的农民的身上。本来那不足一成的土地，负担就已经非常的沉重，哪里还经得起屡屡加饷？农民们不堪重负，自然要起来反抗。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河南。明朝在河南有好多位王爷，每个王爷都拥有大量的田地。最出名的福王，一次就被赐予二十万倾的田地（约二千万亩）。由于河南本地的田地不够，还得从邻省调配。后来，福王的田地，又屡屡增加，最终过了三十万倾，成为河南最大的地主。皇室、官僚、士绅将全部的田地都霸占光了，农民只能流离失所，到处流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