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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现在的太医署里边正在对以国家名义修订的《新神农本草经》绞尽脑汁的医者中，除了一部份是僧道之外，其中有相当一部份，就是早年习儒，而后业医的读书人。
而且，我也多次地与李叔叔进行了研讨，那就是天下的读书人这么多，能当官者十不过一二，余者呢？他们干嘛？难道让他们辛苦学习到的知识都白费掉吗？又或者是让他们变成整日里只知道出入烟花之地，自怨自哀的蛀虫吗？
那样一来，根本就是浪费人材，凭着他们的头脑和智慧，完全可以为我大唐的各行各业献计献策，又或者是转而学习医术，减少我大唐百姓的疾病死率，同样也能减少社会上的闲杂人员。
李叔叔对我的要求并没有立即同意，他只是让我多用用手中的舆论工具，为医者造势，待时机成熟之时再说，李叔叔的判断确实很有远见，这个年代，做事绝对不能太过强势，至少要顺应民心，而且要懂得引导。所以我听他的，况且，医生治病救人之术是为了让人远离疾病，收获健康，读书人从来都不反感这对这一职业的宣传。而《大唐时代周刊》副部编辑骆宾王甚至笑言，若是当时没有进我的编辑部，怕是很有可能会去当一位济世救民的医者也说不定。
而且，每隔一段时间，我总会寻找到了些关于医者济世求民的事迹和文章来进行刊登，而且，特别是对于张仲景，这位后世被尊为医圣的名医，我更是强大了对他的宣传力度，最主要一点，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