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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为什么要改造儒家，这一点，还得从后世我所了解的华夏数千年的科技发展史说起，当时在学校里，我们的历史系教授就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一个令人困惑难解的谜题，这还是一位西方蛮子学者提出来的一个谜题，具体那人叫啥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他提出来的谜题一直被公认为“李约瑟难题”。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谜题。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百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发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 “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然而，从十五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六世纪到十五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百分之五十四以上，而从十五世纪开始渐渐地下滑，到了十九世纪，剧降为只占百分之零点四。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在西方人将印刷术引进到西方之前六百年，华夏民族就已经发明创造了这项技术。而华夏民族建筑出第一个利用链条传送动力的装备，领先欧洲人七百多年，并且首先使用指南针，而至少在一个多世界之后，世界其他地方才出现相关信息。那么，从十五世纪开始，华夏民族这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为什么突然止步不前了呢？
而我当时拿到了这个论文题目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一点就是，发明首先需要的是具有个性化的思维能力，有别于普通人的思路和一种创造和进取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