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金派和议和派的区别也仅仅在，抗金派想要签订“缩减版的澶渊之盟”，而议和派想要签订“超级版的澶渊之盟”。李纲一心要当名相寇准，而议和派则是一心要当司马光，而宋钦宗则是一心要当宋真宗，再次上演澶渊之盟的逆袭。
当年，名相寇准，击退了辽军后，签订了和约时，也不是给辽国大量岁币吗！只要不割让河北山西土地，损失些岁币还是可以接受的；
当年，名相司马光，不照样是将神宗皇帝辛苦打下的米脂四城割让给西夏吗！反正不是第一次，割让黄河以北的土地，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米脂四城，到黄河三镇，也仅仅是两个字的区别而已。
宋钦宗期望，再次上演先祖真宗皇帝的运气，以岁币，让金军退去。
在宋朝高层，一直认定的是议和是必然的，只有议和才能退军，既然不退敌人，只有金钱贿赂敌人离去。区别则是贿赂的本钱，到底有多大，底线在何处。李纲为首的抗金派的主张最为激进，也最为空想，最不符合现实；而李邦彦、张邦昌等人的主张，最为无耻，最为无底线，也最为现实；而宋钦宗则是举棋不定，也不知道该走哪一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心思矛盾而纠结。
只有那些太学生们，则是齐声喊着口号，坚定的说绝不签订城下之，甚至说着宁可屠城也不签约。完全不顾及，双方彼此的实力对比，也不在乎具体的战场情况。反正割地是割让官家的地，赔钱是赔官家的钱，和亲是要官家的女人，即便外面死上几十万士兵，照样是眠花宿柳，红袖添香，管我何事，但是反正就是不准签订城下之盟。
宋朝不杀士大夫，太学生自然可以随意谩骂，随意清谈，这也是赚取政治资本的最佳机会。
科举取士，本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金榜题名的还是少数，多数人都是名落孙山。靠着读书路仕，几乎是走着蜀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唯有剑走偏锋，才能搏杀出一条康庄大道。
骂蔡京可以赚取名声，骂童贯也可以赚取名声，反对城下之盟，显示读书人刚正不二的骨气，也是赚取名声的手段。只要名声有了，仕途之路会容易很多。反正他们不是国家官吏，不需要顾忌一切，只需要展开嘴巴说话就可以了，说错了也不必负责。
而骨子里，这些太学生们也认为打不过，议和在情理之中。当年，打不过辽国，议和了；后来打不过西夏，又议和了。若不是狄青平灭了侬至高，说不定又议和了。现在金军打到了汴梁，虽然签订城下之盟，有些丢人，可是最后还是要议和的。议和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