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安抚人心，然后再利益许诺，林宥伦这一番举措下来，基本上消除了《明报》改组所引发的内部动荡。
《明报》这次易主，可以说是倍受各方瞩目。在金镛时代，《明报》作为香港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被比喻成香港的《泰晤士报》，其对中国时局的预测和分析，是其它报纸不能比拟的。无论是在大陆、台湾、还是在海外，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在文化界，《明报》都保持着较大影响，特别是社论很受大陆、台湾、香港的高层政界人士，文化人士重视。
林宥伦接掌《明报》，金镛“退而不休”，继续担任《明报》的名誉主席，《明报》进入“后金镛时代”，所有人都清楚这个过渡期不会太长，少则两三年，多则五六年，金镛肯定会彻底退出《明报》，所以从此刻开始，真正对《明报》起决定作用的人就不再是金镛而是林宥伦。
林宥伦的政治立场比金镛更偏向于中立，这一点和《明报》历来的政治倾向很契合，《明报》在文化界的影响可能会随着金镛的离开而有所减弱，但鉴于林宥伦在整个香港社会的影响力，在他入主《明报》之后，报纸的读者基础会随之扩大。
多年来《明报》一直在与胡仙的《星岛日报》和马家兄弟的《东方日报》争夺香港读者市场，在“后金镛时代”，《明报》极有可能会发展成一份能够在文化精英阶层保持足够影响力，同时又能让普通市民感到亲切的报纸，这一点才真正让竞争对手感到担心。
就在香港的其他几份大报开始紧张应对《明报》这种改变时，林宥伦却悄然离港，只身前往台湾，拜会了正在家中养病中的古龙。
自从上次一醉，古龙终于听从身边亲朋的劝说，开始戒酒，身体状况也日渐好转，林宥伦到访时，他刚刚从美国治病归来，回想起当初林宥伦对他的一番苦劝，心中感慨良多。
古龙以茶代酒，敬林宥伦说：“若是没有林先生那番良言苦劝，我现在恐怕已经是死人一个了。别说把我的新作放到《明报》上连载，便是要我去《明报》当编辑，我也不会推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