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就如同立法一样，儒家制度的根基就有问题。新法是立足于保障民众利益，本着国富民强的精神而创立。而儒家却是假定先贤们都是正确的，将其言论奉若金科玉律，不可更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确立制度，根基就歪了，建起来的建筑又岂能屹立不倒？”
这些当然不会是李东阳的原话，尽管面对一败涂地的局面，他也在反思，可对于新法的精神，他却没办法一下就接受并理解了，这些话都是李兆先自己总结出来的。
就如同后世的自由宣言一样，儒家也是确立了一个标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做增补完善，模式相同，可根本上的精神却不一样。在先贤理论的基础上，可以变更的幅度非常之小，哪怕是如王守仁那样，强调一个知行合一，都会被视为异端。
通晓了谢宏带来的法制精神，再得到了李东阳对儒家的深层次解说，李兆先把士人的心态解释得丝丝入扣。
“儒家传承千多年，先贤大儒不计其数，其言论也同样如此，无论做什么，士人们总是能找到理论依据，总是能打着大义的名分。习惯了，也就越陷越深了，哪怕是损公肥私，先家后国，甚至勾结纵敌，都是可以原谅的，都是能找到理由的。”
长叹一声，李兆先再次提起了杨廷和：“杨伯父可能没有多少私心，只是遵从自幼所学，想要保全儒家道统，可他本就是阴柔的性子，在这样的体制下，会做出这些行为，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历史上的杨廷和本就有些古怪，在正德朝，得了正德信任，又高居首辅之位，手下也有党羽无数，他的权势即便和当年的王安石相比，也是不遑多让。若是他想的话，甚至可以跟后者一样，推行变法这种数百年难逢之事。
可是他没有，反是处心积虑的算计起正德来。
正德去应州，他克扣粮饷，试图拖后腿；宁王要造反，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意图纵容；最后更是拉拢了杨一清和张永，在江南成功算倒了正德，然后一力扶起了嘉靖，将其推上了帝位。
